1944年10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部队领导率领部分主力部队从中山县五桂山区挺进粤中，我随队前进。1945年1月挺进部队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我仍在司令部担任书记(即秘书)工作。

1945年2月22日下午4时左右，在新兴县的蕉山村遭国民党一五八师突然袭击，参谋长谢立全立即指挥战士进行反击，掩护大部队和非武装人员突围。我在枪林弹雨中突围后，跟着由罗范群、刘田夫同志沿途收集的队伍从山路撤退，第二天下午，部队攀登新兴县的一座高山，我极度疲劳、饥饿，加上受雨淋，疟疾复发，头昏眼花，全身无力。我把除了文件和钢笔以外的一切东西丢掉，拼尽全力用脚和手硬是爬上这座高山。但当我刚爬上山时，先到的队伍又开始前进。我实在走不动了，电台的高个子李新韶背着我走，到山下一个叫勒竹塘的村子前，特务长甄堂给我一套男炊事员的衣服。李新韶背我到村子里把湿衣服换掉。我把文件袋和钢笔都交给李新韶拿着。在出村口时，我们队伍又遭当地反动武装截击，这时我坚决要求下来自己走，可是怎么也走不快。我想决不能让新韶同志因我而掉队，于是趁她向前走时，就躺到路旁高高的茂盛草丛里。尽管新韶同志回头再三喊我的名字找我，我有意不答声，她只好自己走了。不久，我被敌人的搜索队俘虏，押到坝塘村敌联防自卫队的大队部。两三天后被押到新兴县的东成，第二天与从别的地方押来的一批同志一起被押到新兴县城。这时我看到了崔平、林美、杜世芬等女同志，男同志中看到唐健等人。男女同志连一部分“小鬼”共六七十人被押送入新兴县看守所。我们是属于一五八师寄押于新兴县看守所的，被称为“奸匪”嫌疑犯。

新兴县看守所就在新兴县政府附近，有孝、悌、忠、信、平、安六个男监仓。女监仓叫良字仓，与男仓隔离，是在长条形走廊末端与看守室并列的一间小房。长走廊的另一端，建有炉灶，是犯人做饭的地方，每天早晚两次从男仓里放几个本地的犯人出来做饭，做完饭又关进监牢去。

我和在蕉山战斗中被俘的崔平、杜世芬、林美、梁丽、萍姐共7个人所押的女仓，本来已囚禁着两个人：一个是不久前凤凰山战斗中被俘的黄志恒；一个是因种鸦片烟罪判无期徒刑的女犯水台婆。后我们入狱的还有两人：一个是“奸匪”嫌疑犯新兴本地小学女教师陈玉姗，一个是到后方去上大学的大学生梁凯伦，途中被抢光行李硬说她是共产党而送入监仓来的，因精神上受剌激使她变成痴痴呆呆的。过了三天又送来也是蕉山战斗被俘的余萍。12个人挤在一间约6平方米的小黑房里，房里有一张三边靠墙固定了的大木床。在床前只有60厘米左右阔的走道还放着芒草，靠仓门口的地方放一个屎桶。梁凯伦因头上的虱子比谁都多，所以她独自睡地上的草铺，其余11人在木板床上分两头睡，谁要翻身，必须向两边打个招呼，互相配合着才能翻过身来。

每天两顿都是一碗约二两的糙米饭，饭里砂子谷粒很多，是名符其实的“砂谷米”。每三天每人发一小撮盐，只够一天用，其余两天只好吃白饭，什么菜都没有。这就是维持生命的唯一营养来源了。同志们对饭里的谷粒是很珍惜的，舍不得丢掉，总是把它一粒粒地嗑开，吐出谷壳，然后把米嚼烂吞下，饭后每人给一二小木勺水，此外就没有开水供应了。

空气不流通，没有洗澡，人身上发出的气味，加上粪桶里每天排泄的大小便散发出来的臭气，使牢房里恶臭难闻。每人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床板缝隙里和墙缝上的臭虫又是密密麻麻的，白天把它消灭，晚上还是那么多，此外还有蚊子的袭击，晚上扑面而来。这些蚊子虱子把我们咬得满身象荔枝皮一样，痛痒难忍。夏天牢里更是热得难熬，食水少而不卫生，不少人染上痢疾、皮肤病及各种疾病，有病没药医，只有坐待死亡。监牢里死了人，拉出去丢了，象丢了一条柴一样，所以死了人叫“拉柴”。六七月天气经常有“拉柴”。男仓里也是挤得没地方睡，得了重病的同志被所方弃置到臭气熏天的厕所里，直到停止呼吸才“拉柴”。日日夜夜从厕所中传出的呻吟，使我们悲愤填膺。我们许多抗日战士就这样在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人间地狱里被这无形的屠刀杀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