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之后，船就离开筋竹了。

为了避免敌人可能在下一个大站继续搜查,第二天早晨，冯华同志暗中示意罗范群和张健同志在良洞上了岸。上岸后，冯华同志带他们绕入小路，到达云洞交通站过了一夜，然后带他们安全转往云浮去了。

我听说罗范群他们在水路上的惊险遭遇之后，决定改由另一条路前往云浮县。马敬荣同志从舍村带交通员甘科来给我带路。

一天下午,我们由甘科带路,并由短枪组护送,从大竹楼村出发了。白天走了一段山路，深夜就进入敌人的封锁线了。

为了避免在路上留下脚印，甘科建议不走陆路，而是沿着河滩走。他说夜阑人静,在河滩上走,水声啦啦地响，可以把我们的脚步声掩盖，连附近村庄的狗也不会惊觉。

这时的天气很冷，特别是在河滩上走，更觉寒气袭人。我们顶着冷风，艰难地走着。甘科虽然只有20多岁，但已是-一个老经验的交通员了。他走得矫健灵活，时常要在前头停下来等我们。在河滩走过了一段之后，他又带我们爬上山坡走了一段山路，然后又折回河滩。这样，敌人要追踪就更困难了。看他的样子，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哪里应该走山路，哪里应该走河滩，他早已心中有数。

就这样，我们一直走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已经按原定计划走近舍村了。甘科带我们走到离舍村约2里路的一个小山上的菜园子停了下来，等待舍村交通站的同志来接应。这时天上浓云密布，大地上的一切都昏暗异常，只是偶尔有淡淡的月色，透过云堆的隙缝落下来。过了一会，甘科凭他那双警惕的眼睛，看见有一个黑影走近菜园。

我们屏息着等待。那人在离我们20几丈远的地方轻轻吹起口哨。甘科一听，便高兴地对我说:“马参谋来了!”于是也吹起口哨回应过去。来人听了，马上向我们走来。

不错，来人正是马敬荣同志。我一看到这精明强悍的小伙子就觉得有说不出的欣慰。他在部队担任交通侦察参谋，具体领导交通站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这次他是特意来到舍村接应我们的。按照原定安排，我们要到舍村过一夜，但是马参谋说里面风声很紧，敌人很可能要来搜村，因此叮嘱我们不要进村，另行抄路到社圩村。甘科问他什么时候走，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今天中午动身， 到社圩时正好天黑，便于潜进村去。我已派人同社圩站的郑伯联系好了。”

知道他们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我感到十分高兴。马参谋坐了一会，就回舍村去了。临分别时,我握了握他的手，发觉他的手很烫。我问他:“怎么啦?你好像发烧。生病了吗?”他轻轻笑道:“没什么，一点伤风感冒，根本不算什么。”说罢，就轻巧地越过菜园，跳下山坡,回舍村去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却感到度日如年。拂晓前，突然从舍村那边传来几声枪响，我们晓得那边一定出事了。过了一会，便听见远处有人惊恐地说:“围村了!围村了!”

透过莱丛望出去，远远可见晨光熹微之中，舍村那边有许多穿黄衣服的国民党兵在奔跑。不错，敌人在围搜舍村了。我们都为马参谋他们担心，默祝他们安然无恙。

中午，我们分别溜出了菜园，在前面的一个山拗会齐,绕过舍村，向社圩方向走去。天黑时，便在社圩站安顿下来。

当天上午敌人围搜舍村的情况，郑伯已经知道了。他告诉我们，敌人已搜过了舍村站。当敌人闯进门时，马参谋正发高烧，躺在床上。他睡的是一张又高又大的、床顶还有两块板的大木床，一发觉敌人进门，便连忙爬上床顶，一字儿摊在上面。敌人走进他房间到处找，就是料不到床顶上有人，马参谋这才跳出了魔掌。我问他怎知道的，他说今天下午舍村站的另一位交通员匆匆忙忙来过一次,向他说及的。我接着焦灼地问他:“马参 谋现在到哪.里去了?”他答道:“请勿为他担心。他飘忽无定，远走高飞了。”听说马参谋已经脱险，我们都象放下千斤担子，松了一口气。

在社圩过了一夜。第二天，我让郑伯和甘科到外面侦察一下。他们回来报告说,这一-带风声很紧,得从长计议。我们不得不在社圩住下来，结果在社圩秘密活动了近半个月。

天，郑伯和甘科到外面活动回来，说到云浮的路不好走。敌人连山路都封锁了，越是偏僻的小路，敌人越注意。郑伯建议我们索性走大路。于是我叫甘科先送信到云浮河口小学朱顶鹤同志处联系，第二天，甘科从云浮回来，我看了朱顶鹤同志的回信，说可以起程了。又过了两天，罗明同志去云洞回来，说已经联系好，可以经云洞去云浮了。甘科建议由沙村，过洗河桥，经南街转出西门，然后从枫冼村到云洞。为了稳当，又派甘科带着罗明同志的信先去云洞与欧效琨同志联系好。

起程时，我已刮光了胡子，打扮成商人。苏女穿着大衿衫，象个农家妇女。甘科在前边引路，我和苏女结伴而行。当走到洗河桥时，发觉有一大队人马，从后边急速而来，估计是敌一五八师的。甘科很精明，恐怕有些敌兵是被我部队俘虏过释放的，会认识我，如果与这批敌人一-起进城是很危险的，于是改变原定路线，过了桥便由二龙亭横过陇塘旧公路，转狮子岗出西门，避过了两个敌哨所,终于在当天下午五时到达云洞村，找到欧效琨同志。第二天，再由欧效琨同志护送我们到达云浮，与罗范群同志会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