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舍村，与曾任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叶肇的老家一水湄村，同属西睦乡，彼此相隔几里路，离城也不外10多里。我们党支部就在叶肇亲手培植的西睦乡反动菅堡的眼皮底下,带领舍村人民开展革命活动，必然引起敌人的恐慌和仇恨。西睦乡的反动家伙为了防范共产党，在叶肇的扶持和精心策划下,筹集大批枪支弹药,成立了自卫中队,勾结国民党一五六师以及国民党县自卫中队等反动武装，设关卡，查行人，经常出动武装队伍半夜围村捉人，妄图扑灭舍村人民的革命烈火，切断游击队、地下党与舍村党组织和交通站的联系。但敌人的一切企图均告破产，舍村人民用自已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党员保护群众、群众掩护战士的可歌可泣的颂歌。

1945年11月间的一天夜里，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交通情报参谋马敬荣同志带领10多名战士进村，与叶沃森同志和我接头后正要离开。但这时一五六师已出动500多人来围村。不但封锁了村中路口要道，甚至连村前田洞、村背山头也有重兵把守,要出村已不可能,战士们只得分散村中隐蔽。当时，马敬荣同志躲在甘初云同志的大床上，其他队员有藏在草堆的，有匿在粪屋.....天亮了,大批敌人收缩进村，挨家挨户拍门叫人，威迫群众到严家大地集中。当时正在村中砌墙的严先进、严木保,见到有两位游击队员没藏好,情况十分危急。木保立即打开草屋门暗示进屋。其中一个进去了，另一个正想举步，敌人已来到跟前。怎么办呢?能眼光光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抓走吗?不能!先进灵机一动，大声对那个游击队员喊:“快递泥浆来!”那游击队员会意，随手提起灰斗送上去。敌兵以为是泥水工，没注意，这样才脱了险。

到了上午10点钟，敌人终于把村中群众赶到严家大地，要大家供出游击队员和共产党员的名单。尽管敌人软硬兼施，耍尽花招，也没人出声。敌人被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只好抓了甘炳灿的大哥、甘佐楷的父亲、叶沃森的母亲等几个去交差。(因为甘炳灿等3人早被水湄一民团队员告发，身份已暴露，敌人正在查捕中。)

同年12月间，马敬荣同志在县城不幸被捕。一五六师四六八团的反动家伙妄想从马敬荣同志身上打开决口，破获我舍村地下党，捉拿游击队员。于是在年三十晚出动五六百名匪兵围村,大年初一的早上就把村中男女押到竹溪大地，排成两列横队，一个个指给马敬荣同志看，要他供出哪个是共产党，哪个是游击队员。当时，马敬荣同志只穿一身内衣，冷得浑身发麻，但他倔强地站着，敌人指一个，他摇一下头，敌人反复追问，他说只认识甘炳灿、甘佐楷，其他一个也不认识。其实，甘荣、甘培业等几个党员都在场，但马敬荣同志宁愿牺牲自已也不肯出卖战友和组织。敌人狗咬乌龟无法下口，就又向群众开刀，把叶沃森的伯父叶子臣捉进监狱。

1946年初，为了保存实力,部队战士分散隐蔽，贯彻上级化整为零的方针，罗明同志再次要我和甘云、甘四等速离本土,暂避风险。农历正月十七,我与甘荣结伴去广州以洗衣为活,后又到澳门做工谋生，甘培业也跟着离家外出躲避。1947年10月间,我接到罗明同志要我回乡的信，回到家乡。

恢复武装斗争后，1948年2月间，郑锦波同志派郭才同志带信来与甘四和我联系,指令恢复舍村交通站，由我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