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7月，我游击队计划袭击船岗自卫队。我和甘四按部队要求，多次深入船岗圩了解敌情，并把侦察结果详细向部队汇报。船岗战斗那晚，我和甘四、叶波、莫中、莫康、甘苟庆等六七人先到白马岗接部队，后又分头带路袭击船岗敌据点。船岗战斗大获全胜。战斗后，甘四当了七团武工组长，在外活动;我没暴露，仍在村里搞交通工作。但这时，敌人已经更加注意舍村的一举一动了。

那年10月，叶肇在肇庆亲自派中队长叶洪海、刘锦芬带两个中队回船岗驻扎，并且加强全县各反动据点的配备，反动气焰甚嚣。叶洪海是水湄人,极端反动，经常带兵外出抓人，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11月间，甘四同志返回舍村。一天中午，他要去村中市头买东西，作些宣传工作，我叫他小心，白天不去为好，但他说不怕，也就去了。谁料正在这时，几个国民党兵在村头抓住甘土庆，要他带路去找甘四。他推说不认得屋。敌兵要打他，彼此争吵起来，围了一堆人。甘四不知底细，正向市头走去，土庆的叔父甘务养见状，立即冲入人堆，对敌兵大声说:“大佬，我认得甘四的屋，我带你去，细佬仔不懂事，勿见怪。”甘四同志听到喊声，知道敌人要抓他，随即转身出村，跑上后山去。等到甘务养带着敌兵去到甘四家，甘四已远走高飞了。

此事过后不久，敌人又进村抓甘四同志，问冼广恒认识不认识屋。冼广恒与甘四的家相隔三四十步路，硬说不认识。敌人不信，说他是甘四的同党,抓起来押往县城拷问。受尽折磨，洗广恒也没透露半点风声。可见群众对革命事业是很坚心的。后来冼广恒得了大病，才让人保释出狱。

1949年夏，有一天，曾当过交通员，带过一两次信给我，后被敌人俘虏过的耕下村六仔，带着敌中队100多人进村抓我。我家在“祯和”小店后面第二间，紧贴店后的那间是甘发家。六仔远远地指着小店铺说:“铺仔后面那间就是。”几个敌兵立即冲进甘发家,找不到甘二伯(我在七团内部叫甘二伯),于是就大声威胁:“不交出甘二伯就放火烧屋。”发嫂暗中叫苦，担心烧了她的家。在场的群众给她壮胆:“烧了屋先住我家，大家帮你，不要怕。”后来,领头的听说村里开“福记”那个才叫甘二伯。那家伙不辨真假，立即带兵转移，冲到“福记”，把小店团团围住，斥问坐在铺面的甘日旺:“你叫甘二伯，是不是?”他点头应是。敌人也不问个明白，就扑过去，把他扣押起来。日旺无辜坐监受苦10多天,没露半点实情。后查无实据，据说六仔也证实不是要抓的甘二伯，敌县中队只好把他放了。

1949年七八月间，叶肇回到船岗。听闻两次打船岗都是舍村的共产党带的路，污蔑舍村是匪村,对舍村群众施加压力，限期要保长交出游击队员,否则把全村群众迁到合河山区，每人只准带一把锄头、一顶草帽、一条手巾。叶肇迫迁这一手很毒辣,但舍村人民没有被吓倒。那时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末日即将来临。叶肇一伙感到命不长了,鼓噪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

几年来，敌人先后围村十五六次(500人以上的两次，100~ 200人的十多次)，扣押监禁群众先后共有13人，极尽恐吓、迫害之能事，但始终无法找到地下党组织的踪影和游击队的下落。这是舍村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战斗的结果。说实话，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和巧妙掩护，我们根本无法在村里长期活动。我们舍村党组织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做了一些工作，受到部队的重视和信任，是与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众多党员、广大群众尽心尽力，不怕流血牺牲，长期坚持斗争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