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唐健恰好就一同被囚禁在忠字监房里,始终未被隔开过。这忠字监房,在我们未被投入监狱以前,恰好是囚禁过从国民党“挺三”大队起义到我军的秦炳南副团长的地方，这位不屈不挠的烈士就是从这里被带出去杀害的。1946年2月，新高鹤地区特别工作委员会成员黄英同志被捕，也囚禁于忠字监房。不够10天，在一个晚上被拉出去杀害的。

我们这些“政治犯”，以前还没有人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未尝过如此恶劣、污浊、恐怖的铁窗生活。据被判无期徒刑的老监犯说，他还未见过有谁关在这里能够活得上一年的犯人。这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团结一致进行斗争,又不能与老刑事犯搞好争取团结工作的话，确实是难以呆过一年的。为什么囚禁在孝、悌、忠、信这4个监房的犯人难以呆过一年呢?情况大体是这样:这4个监房与老监犯的平、安2个监房在环境卫生方面有天渊之别。这4个监房往往挤满了人，我们忠字监房曾经囚禁到六、七十人的高峰期，而平、安监房经常只囚禁十二、三人;我们这4个监房长期紧关监门,而他们则终日打开监门。其所以如此不同,显然是敌人杀人不见血的手段,企图困死我们。另一个原因是开监门的处理权，实际上掌握在一些无期徒刑的老监犯之手，他们勾结看守，随意把新来的犯人要关在哪间监房，就关在哪间监房,要开监门或不开监门,他们也一样可以随意处理，借以勒索新来犯人的财物。

在这恶劣的监狱环境里，我们有一支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力量。我们的领导当中，第一把手是唐健，第二把手是彭炳炎。唐健在忠字监，主要助手是周吉,我仅是个例外,但常处于第一线，也颇为顺当，因为我与唐健的关系，属单线联系，其余一个人我也不认识不了解。彭炳炎在悌字监，主要助手是余昆。而忠、悌两监房干部较集中,唐、彭2人后来都是民主选举的仓长，分别领导其他2个监房。女监房有什么重大问题，也由男监的领导人想办法予以解决。

当时女监建立了党支部，余萍为书记,唐贞、梁山为支委。但男监不建立地下党支部，据我个人观察，这样做更能适应当时十分复杂的环境,以保证绝对的秘密领导。我虽然是忠字监房民主选举中的一个仓干成员，负责忠字仓的生活，但也跑出去做第-线的工作，搞点活动，做点刑事犯的工作,而不负党组织的领导工作，这样做较为稳妥,如果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不致影响全局，我工作上也有一点独立自主的余地。当时，据我所知，唐健和彭炳炎也无法得到上级.党的指示。尽管我可以观察到监内谁是党员同志,那是另一回事。在那时，可以看出来，唐、彭两同志的领导才干是相当高明的，能掌握全局工作,没有出现过什么差错，确使人佩服。事后，唐健向党汇报说,在狱中虽未建立党支部，也有“半个”党支部。意思是不拘组织形式。这种说法，实非自夸。总而言之，是领导有方。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全体难友团结起来,把监狱当作另一个战场，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坝塘炮楼的那次关键性的碰头,定下了正确的决策，也作了假口供的布置，颇算周全。但不免仍有漏洞，加隐蔽姓名、籍贯、职务和互相间的关系，不承认自己是武装战士，未曾上阵与敌人作过武装斗争等等,有些战士在提审时如实反映了，因此约有12位武装战士被分为两批带出去枪杀了,幸而彼此都没有暴露他人的职务。第一、二批连续枪杀之后，由他们除下来的脚镣即钉在第三批同志的脚上,他们是唐健、徐青、伍功诚、余坤、余伟、肥佬钟。初时尚以为我们6人即将被带出去枪杀，但因为我们的身份没有暴露过,以后竟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被投入新兴监狱后大约一个星期,就被分批连续提审，每批5至7人，由一个“军法官”审问,未审问的同志列队候审，每个人被审问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听得很清楚，因为这审讯公堂距候审队列不远。当审问我的时候，我的口供与事先准备好的无多大出入，但力求简明，而且非问不答。开始问姓名、年龄、籍贯，我都按原来准备好的:我化名.徐秀之，取其斯文一些为宜，职业是小学教师，年龄报大几岁，籍贯报汕头市，因为汕头已沦陷，敌人无法追查;当问及首长和游击队人数时，我说只从布告上看到其名，未见其人，人数多少不知道，因为是夜行军，无法看清楚;问我何时参队、原因和职务，我说参队不够两个月，原因是为老板押货由三埠到沙坪，经过司前时被游击队审查，见我虽带有左轮手枪而非坏人，还给我手枪，暂时拘留着要我做炊事工作,我准备一有机会即要求离队回三埠。敌人又问我，游击队肯放你吗?我说，一则我年纪大了，二则必须向老板交回手枪，三则有家庭经济负担,实无参队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