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各人的口供都答得很顺利，皆因事前有一定的准备，而且都没有一点证件被查获,都是战场上被俘的下级人员，不了解部队情况，问不出什么东西，所以都是十分钟左右就审完一个人。同时也没有第二次的审问过程，也没有刑讯过程。

不过，就我本人来说，则有一次变相的审问过程。情况是这样的:当全部审讯结束之后约三几天，忽然单独叫我到看守所长的办公室去。因为这次是莫名其妙的传讯，我心里非常不安。但到了那小小的办公室之后，所长介绍说，有3位报社记者到监狱来采访。于是他们让座、递茶、敬烟，显得相当“客气”。所长说完话后就退出去了。记者相继递名片给我看过，然后要求我答话。当时，我曾有这样的分析和估计:其中可能有进步的记者，特来了解监狱政治犯的情况，也可能有反动记者借采访名义来骗取部队的真实情况，因而答话应当掌握好分寸。我还是用假口供回答他们。他们问我有关游击队的一般生活情况，也问到狱中的生活情况，还问到有什么要求等问题。关于部队生活待遇问题，我说，所见到的是官兵平等，生活虽然艰苦，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的情绪很好，团结一致，对老百姓很爱护，没有见过带队头目摆架子，更无打人骂人之事。记者们听后，互相“目语”了一下，便问:部队进军的目的何在?我说不了解。他们问到监狱生活情况时，我说，最好你们亲自到监仓内看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当他们问到有什么要求时，我说，不要把抗日救国的人员作为“罪人”对待就好。对话时间约30分钟，我的口气没有带半点激情，只作客观反映，不卑不亢。当成他们都是好意而来。当时我带点幻想，如果其中确有进步记者,是会将事态传出去的。我回到监房时，感到解除了一场虚惊，因而面带笑容，使同志们恢复了平静。因为我被传讯时，同志们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故。我向唐健汇报了情况，认为确无失言之处。

我们从黄彪口中知道敌人是如何残酷折磨秦炳南同志的，但我们估计不到敌人将如何折磨我们。在最初3个月，我们被监禁在孝、悌、忠、信4个政治犯监仓，人多，非常拥挤。监房内的空气十分污浊，两餐吃不饱的糙米饭还掺有大量的谷粒和砂子，没有菜，只有一小撮食盐送饭，没有御寒的毡被,大家的外衣又被剥得精光，甚至连解渴的清水也得不到几口，监房里的小便桶每天只许清理一次，室内臭气熏天，呼吸困难，虱子和臭虫成千上万，无法对付,人们的鲜血被吸，皮肤象荔枝皮-样起钉。这就难怪老监犯所说，他们还未见过囚禁在这些监房里能活上一年的。简言之，这样的场所，比地狱(如果有的话)还不如。因此，监房连续病死了10多人，不用说病人全无医药了。眼看着大家的健康都-天天地不行了,问题越来越严重,将如何对付呢?初时因为各个监仓全日封闭，我们之间不能互相联系，情况不明，不可能采取一致的行动，几乎陷于计穷途尽的境地。

大概过了这样危难的景况一个月之后，我心生一计，恳求在狱中做炊事的无期徒刑犯人陈大南，在到河边挑水时为我挖些粘土回来，还给我弄一片竹子和一把小刀来。 因我经常隔着栅门和他接触打交道，了解到他确与黄彪一-样同情我们，所以试探他能否答应我的要求，果然他都一做到了。于是，我用小刀削竹片做工具，用粘土做料子，开始雕塑小泥人，希望以此作为小礼物，分赠给对这些小泥人有些兴趣的老监犯，广泛地同他们拉好感情，从中得到某些帮助，给我们开一方便之门。果然依靠我的这一手艺，博得老监犯很大的兴趣，雕塑多少他们就要多少。由于求得我的小泥人者越来越多，我就进一步提出要求，让我出去监房门口搞小泥人的方便。老监犯们商量后，即同意让我得此方便，他们还向狱卒保证，包管不出事故，说会监视周到的。于是我就有了很有限的自由, 能够同其他3个监房有了一定的联系，首先为大家供应饮用的清水，让大家多少能够止点口渴。我这样做，同志们是赞许的。不料打开这个决口之后，因我的小泥人越做越成功，本来我是无师自通，并非真有雕塑艺术，只因狱中斗争需要，边做边学，后来也有点象样,我的小泥人终于被扩散到国民党县政府中,居然引起一个秘书(老监犯这样认为)的赏识，他来到监狱，拿出他的像片和一点酬金，要求我为他搞一个泥塑像。这使我颇觉为难。但他以为我太谦虚，所以不管我答应不答应，硬要我接受。当他再来找我时，我一则说明不能保证成功，二则请允许我到大栅外的走廊上去，在清静的去处,才可以集中精神来制作泥像。我这样考虑:女仓情况如何，也得进行了解，取得必要的联系。结果这个秘书也答应了，我终于又达到了目的。当时我觉得这人并非出什么坏主意，想怎样来利用收买我,但不能不提高警惕。当然我的技巧不行，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但我已达到我们联系女仓的目的。老监犯给我起了个“公仔佬”的别号。后来，调来一个叫黄忠的当狱卒班长，此人横蛮粗暴，还公开捣毁我的小泥人，从此我就撒手不干了，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