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小泥人虽是第一次突破敌人折磨我们的决口，但并没有解决全体“政治犯”的生存危机。只是在监狱中病死的人越来越多，“政治犯”提出抗议，刑事犯也支持。于是监狱当局才勉强允许开监门让我们“放风”半天，以后又改为白天开门“放风”。有一次，老监犯来查看忠字监房，发现臭虫象蚂蚁成堆活动，顿时轰动了整个监狱。狱吏为了推卸职责，于是允许监房来一次大搞卫生的要求。为了拆开木板床的统铺，在老监犯的积极帮助下，从外面借来了斧头、锤子、大刀等原属违禁的利器，搞得相当彻底。我们狱中领导人又乘机发动群众，振奋精神，活跃文娱生活，还要求请来理发工人为大家理发。当时大家乱发长须，鹄形茶色，皮肤象荔枝皮，样子比野人还要野人，理了发剃了须之后才象个人样。我们又要求请医生来看病。文娱生活搞起来了,大米饭的砂子也少了,大家每天做早操，捉虱子。病死人的灾难基本煞住了，一场公开的、合理合法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狱中“政治犯”改善生活的第一个转折点。

我们做刑事犯的团结教育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过程。开始，我们观察到无期徒刑的老监犯中，有些人是同情我们“政治犯”的，如黄彪、陈大南、许宝三等人。他们有的告诉我们秦炳南同志被折磨的经过，说秦炳南戴着脚镣和手铐，饮食很不方便，又被断绝饮用水，是老监犯偷偷供应一些润喉的。他们说泰炳南是条好汉子、硬骨头，不愧为红军将领(他们称我们游击队战士为红军)。他们向我们转达听来的我部队活动的战况，如打春湾银行，开仓分粮等。他们有时送来吃不完的饭菜给我们充饥。许宝三等人还要求我们，如果日寇打到新兴城时，一同越狱后吸收他们参队，还教我们如何解脱脚镣等等。我们逐步了解到他们之中，多属穷困无以为生而做盗贼,或不满国民党部队而携械逃跑被抓来坐监的。我们开导他们认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中国，才有前途。于是，他们有的给我们伤员采来草药。我们也和一些刑事犯交上了朋友，或替他们写信、算伙食帐，代他们送破衣服请女仓同志为其缝补,有急于用钱的，就尽可能给他们一些。或同他们下象棋，讲故事。他们爱听歌曲，就说服看守人员让我们唱抗日歌曲给他们听。他们也唱粵曲来凑热闹。他们帮助.我们搞卫生，从外面借来工具。当我们同他们大多数搞好交情之后，适逢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签订的“双十协定”发表了，我们发动他们与我们共同行动，上书西江专署，促使当局兑现释放政治犯和大赦刑事犯时，他们全体签名与我们一致行动。我们过去虽有一些矛盾存在，此时都烟消云散了。后来我们大批人或解回原籍释放,或解往肇庆司法看守所等候处理时，他们都热烈欢送我们。总之，我们做刑事老监犯的团结教育工作是有成效的。即使是国民党反动阵营里的人物被投进监狱，我们也没有把他们一概视为“仇敌”， 当成“罪人”，而是区别对待，对大多数刑事监犯进行团结、教育、争取工作。我们这样做，不能说是为敌人服务。在新兴监狱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当年有个一五八师的下级军官，因贪污案被逮捕投入新兴监狱的安字监房。这个军官诉说是一宗冤案，因为限于自已文化水平低，不会写状词(申诉书)。老监犯梁海是个讼棍，是可以为他执笔的,但忙不过来,被催急了，就央求我为之代笔。我当时觉得一五八师打我们，仇恨未报，是不愿意干这件事的。但后来考虑，敌人内部闹矛盾，出了冤案，受冤受屈者不服，要进行申诉，若我替他写“状词”， 就加深了他们内部矛盾，有何不可?而且为之执笔，也是帮老监犯的忙，是争取老监犯的工作之一，于是匆匆替写，也没有征求过唐健的意见。我这样做，还是应该的。那下级军官，此时此地已经是敌人的敌人，我这样做正好是针对我们的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