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狱中出版了几期手抄刊物《骆驼》。这个刊物是专供我们干部传阅的，刊物的文章、诗歌和抗日歌曲，都是来自群众的创作或默记的。它曾经鼓舞着我们坚持斗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狱中所能够集体唱出的许多抗日歌曲，就是因为有了这份秘密刊物，忆记了好些抗日歌曲，引导大家集体歌唱，因而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又教育了刑事犯群众，激发起抗日爱国情绪，使他们都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同我们一起行动。刊物上曾登载一篇凭吊蕉山战场阵亡将土的新歌，怀念烈士们，加深对反动派的痛恨，立下决心，准备重新走上战场。此外,我们还与刑事犯秘密商量，如果日寇打进新兴城时，大家如何作越狱的斗争。刑事犯教我们做如何打开脚镣的实验。后来，只因日寇没有打进新兴城。刑事犯又被押到农村去，未能采取越狱行动。我们男女监房虽隔开两处，但我们仍暗中取得联系，互相支援，-致斗争。狱中还与新兴地下党秘密联系，新兴地下党也曾派刘良荣两次到监狱探监，支援一些财物。释放出狱的同志找到新兴地下党，得到党组织的接待并派去小学当临时教员，然后转到香港与省委联系，又受省委的派遣，到肇庆司法监狱与狱中同志接头，传达省委的指示，营救了一些同志出狱。

1946年3月间,新兴狱中的“政治犯”大批解回原籍保释，余下的20多位同志被解到肇庆司法看守所，这个司法监原有拘押的人犯不多，没有老监犯控制一切的现象，而我们20多人则是有组织的队伍，有领导班子，而且有一年多监狱生活经验。监狱长和狱卒也与新兴的不同，那监狱长是台山人，同我们中的几个台山干部是小同乡，很快就被请去帮他搞些抄写工作和管理伙食。我们也介绍两位战士当清洁员。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有我们的同志，基本上掌握了监狱中的一切情况。例如，我管伙食，大米由我过秤，次米过不了关，分饭无偏无私，全体人犯都可以吃饱饭。犯人托狱卒买东西，狱卒也不敢贪污。我们食住在一起，有的家属接济多些，有的少些，有困难互相照顾，互相支援。在肇庆时间不长，但有两个同志得了重病，一个患恶性虐疾，一个患脑膜炎，都经请医生来抢救医好了。还有一个同志患多种疾病，医治无效死亡。那个监狱长有点生意经，给我们献策。说请律师包案，于是大家分头向家里筹款,不论能力大小,集体进行,约有10来个干部，经过律师出庭辩护，都被判定无罪释放。余下的同志，后来有的被判两年徒刑,期满释放。结果，除一人病故外，都先后出狱。这场官司，是省委派余萍来探讨情况后，派专人到肇庆全面负责疏通后完成的。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狱中同志放弃对狱内外(包括对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开明人士)的争取工作，斗争成果就不是那么顺利取得了。一部分同志通过狱外各种社会关系而得到保释出狱;陈仪同志开始他通过与国民党某官员的关系被保释出狱，周吉通过其叔父(国民党新兴县高级官员)的关系也被保释出狱。类似这种情况有10多人，经店铺保释出狱的也有一些人。上书西江专员公署要求兑现《双十协定》释放“政治犯”。也有三、四十人解回原籍释放。

当年我们在新兴狱中的斗争策略,是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的。在蒋管区,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必须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狱中的斗争是有成效的。从新兴监狱到肇庆监狱整整-年半时间，没有一个同志暴露过自己的政治面目，没有一个同志做叛徒。至于被保释出狱者，也没有中出问题。这表明，狱中斗争是一场胜利的斗争，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