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达明（1927-1948），原名郑帝生，又名郑帝宁，中山县三乡镇乌石村人。

1927年2月，郑达明出生在一个南美洲华侨家庭。他爸爸郑正心在巴拿马经商，他是家中长子，父母从小教育他要爱国。1935 年夏，达明进入本乡学堂读书，于同年底转学到香港九龙的香岛中学附小继续读书。他在香岛中学任学校报社编委，在报纸上刊登抗日活动的信息，并每月从生活费中抽出一部分支持报社运营。甚至让爸爸寄了1000美金回来让报社得以经营下去。经过7年的寒窗苦读，他成为“品学兼优，待人诚恳，服务精神尤佳”的初中毕业生。

1942年，珠江纵队领导人孙一枝来到香港，在郑达明就读的香岛中学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抗日。达明立马响应号召，写信给父亲表示想离开学校参加到抗日队伍中。他父亲十分支持他的计划。家人担心他年纪小，入伍会受苦。父亲却说“儿子是国家的！”。父亲不仅同意，还从资金和精神上继续大力支持他。

1942年冬，达明回家乡参加到抗日游击队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队部队在他家里举办了几期军政学习班。他和母亲自觉地为学习班当“哨兵”。

1943年初，达明被调到独立第三小队，参加了在该队举办的连排干部训练班，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参加了著名的反十六路扫荡和反六路“围剿”的战斗。他在夜袭石歧、突击南朗、出捣横门、摧毁乌头等大小战斗中，都表现得十分机智勇敢。

1943年冬，郑达明调到中山县抗日义勇大队任文化教员。1944年元宵节，抗日义勇大队决定“夜袭唐家”，郑达明奉命带领突击队参加战斗。唐家驻有国民党顽固派梁孔光的密侦队和梁鼎光的地方武装，他们投靠日寇，为虎作伥，作恶横行于唐家一带，欺压民众，横征暴敛，无所不为。抗战以来，民众被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屠杀就达600余人。抗日义勇大队决定铲除这两股敌人，首先派郑达明前去侦察敌情。他带领4个战友，深入敌人驻地。对敌人的火力配置、人员驻地等作了全面了解。抗日义勇大队作了周密部署。元宵节晚上11时许，大队在民众武装和友军张有民、钟汉明部配合下，对这两股敌人进行突然包围袭击。郑达明带领突击队冲锋在前，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取得了胜利，由于达明出色地完成了侦察和突击任务，受到部队领导的嘉奖。

1945年2月22日，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在蕉山村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我解放军英勇反击，分2路成功突围。郑达明跟随省临委委员连贯、部队政委罗范群、政治部主任刘田夫和郑锦波等向郑锦波的家乡恩平东边朗村转移。郑达明身染虐疾，在战斗中脚又负重伤，但仍以坚强的毅力，紧随战友突出重围，支撑着进入恩平县境。但行至临近大坑村时终于昏厥掉队了。当他苏醒过来后，发现部队已经不知去向。此时，他的腿已不能先走。为了不暴露身份而连累队伍暴露行踪，他咬紧牙关，连爬带滚隐进附近一处小丛林里。此地是村的社坛，当天正逢元宵节，许多村民都在那里拜神，尽管他蜷缩在丛林中不敢动弹，但还是给一位妇女看见了。这个妇女怀疑他是个麻风病人，便惊惶失措地跑回村里去报告，幸好途中遇见寻找他的人，将他救回东边朗村，大部队也避免了行踪泄露。由于郑达明的伤势较重，实在无法随队行动，部队首长决定让他留在村里疗伤。他先在东边朗村武术教头郑芳家养伤，后在牛江渡圩口的关帝庙养伤，大约一个月后，伤好后又设法回到部队，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珠江纵队部分人员随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解放区，留下少数武装人员隐蔽坚持斗争。这时，郑达明以大局为重，执行上级的决定，转移到香港九龙运动场道香岛中学读高中，把读书作为党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香岛中学读书的日子里，他没有忘记一个革命者的使命，不仅给后进同学补课，还经常向给同学讲抗日的战斗故事，讲大陆的解放战争形势，讲共产党的主张，在他的努力下，团结了大批爱国青年，并参与领导了震惊香港的香岛中学学生运动。为了统一领导香港地区群众运动，中共香港工委成立了香港群众运动委员会。郑达明是青年群众团体红歌咏团的领导成员，由于组织学校的演戏、唱歌，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他的身份有所暴露。当时正需要输送干部回内地游击区，于是党组织派他返回大陆参加游击队。正在这时，达明接到父亲来信，要他转学到美洲，攻读大学农牧专业。何去何从？他经过深思熟虑，这样答复他父亲：“我打算新年（春节）时离开香港，脱离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回到广东中区的山村。准备和那里的农民做点事，并向他们学习，丰富自己。请您不要说我冲动，您放心好了。决定今后自己的生活的去向，我是非常理智和慎重的。因此，我的出路是简单明白的，我们这一代的出路也是简单明白的。我晓得在农村里和农民中蕴藏丰富的知识宝库，只要我善于向他们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我一定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忠诚而勇敢的人民战斗员。”于是，他又投

身到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

游击战争在广东各地普遍开展，达明被安排在高鹤边区四云（云益、云勇、云独、云乡）搞群众运动。

1948年4月，广东人民解放军广阳支队第七团成立。此时，郑达明调任七团副教导员。同年8月，七团领导部署一个在船岗歼敌的计划。船岗圩是国民党西睦乡公所所在地，驻有一支反动武装，它严重地影响和阻碍着人民武装斗争的发展及游击区的扩展。因而消灭这股敌人，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国民党是个沉重打击而且能振我军威，打通游击区与平原地区的联系通道，开创新兴县人民游击战争的局面。经过周密侦察和缜密部署，26日晚开始作战行动。达明随贺金龙带领的突击组行动。当晚，七团政委杨子江、三罗总队司令员李镇靖率领着部队，从大伙村出发，向船岗圩挺进。部队于晚上11时许进入战斗位置。这时，由于天黑行动受阻，贺金龙为了设法把机枪弄到山上的制高点，暂时离开了突击组。这时，达明跑到突击组的最前面，战斗一打响，达明就举枪打倒了敌哨兵，喊着：“同志们，冲呀！”同突击组一股劲往前冲，给后面部队打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由于他冲锋在前，成为敌人攻击的焦点，他的手腕动脉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中，顿时血流如注。他咬着牙，坚持到战斗胜利。

战斗结束后，达明被送到合河乡担水坑医疗站疗伤，由七团卫生员冯惠珠专职护理。在养伤期间，粤中纵队副司令员欧初、七团团长陈全等领导都去探望他，鼓励和安慰他好好养伤。但由于缺医少药，他的伤口发炎，血脓常流。经多方寻医问药伤势仍无好转。尽管如此，达明却坚持读书学习，他的床上堆放着马列主义著作和笔记本，勤奋地学习，认真地做笔记，还时常教医务人员学文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把母亲交给他的一条金链、一只手表和父亲寄给他的300元港币，以及自己的10多本文学名著交给冯惠珠，嘱托她交给团党委，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作为他对党忠诚热爱的最后表示。他依着床栏，面对并肩战斗的战友，用低微而有力的声音，念他写的诗篇《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祖国！

我从幼小的梦幻中，便听到你向我走来的足音。

如今，我看到你了，

你从西北的高原走来！

你在血的斗争中成长！

你是如此的坚强！

我，一个长期等待着你的，

受气的美洲华侨的儿子，

用了我的生命和血，

看见了你的风采。

你是这样的灿烂美丽！

祖国哟，我亲爱的祖国，

让我永远紧紧地拥抱着你！”

一夥真诚火热的心冰冷了，一双浴血奋战的豪健脚步停止了，郑达明同志与战友们永别了。新兴县委、七团党委在干部战士中开展了向郑达明同志学习的活动。同志们继承烈士的遗志，踏着烈士的足迹，迎着曙光，走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