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一、中共五邑起义总指挥
1927年7月15日，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联俄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武汉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提出"清党"，同共产党正式决裂。大革命失败。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肆进行“清则”。中共五邑地委、江门党组织、新会县委及其书记叶季壮为保护革命力量，及时作出决定，将地委、县委机关及大部分负责人转移到澳门新桥。
因反动派实行残酷的反革命屠杀政策，原来生气勃勃的广东五邑地区陷于腥风血雨恐怖中。五邑党组织、革命团体在转入地下斗争中，遭极严重破坏。叶季壮获悉，五邑许多基层党组织被打散。许多党员与组织联系中断。少数不坚定者临阵退却，离开组织。党内思想涣散。江门五邑地区群众运动在敌推残下走向低潮。
但是，反动派的穷凶极恶，点燃了革命星火。英烈的鲜血，昭示着革命者义无反顾而奋起战斗。在严峻的考验时刻，叶季壮顶着暴风骤雨，继续坚持斗争。他努力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为掀起江门五邑地区革命风暴而艰难探索。
8月1日，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使广大群众在历经了严重失败后，又在昏暗中看到了高举起的革命曙光。稍后，南昌起义军向广东挺进。叶季壮在澳门常阅报刊，了解形势。他充分利用当时葡萄牙人行政管理澳门，国内军阀无法呈其势力的特点，立即主持召开江门五邑地区党员会议，研究贯彻设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全力接应八一南昌起义军”的指示，议定派干部秘密返回江门、新会等五邑地区，发动群众，进行迎接起义军的准备。后因起义军在粤东受挫，叶季壮与五邑地委接应计划未实现。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秘密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给全党指明了革命方向。中共广东省委于8月20日在香港召开会议，制定了全省各县、市起义计划与《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据此，叶季壮按省委指示，离澳门，返江门，在市内白沙龙湾村秘密召开中共江门、新会支部党员会议，传达八七会议与广东省委会议精神，议决以田金为革命据点，积极进行发动工作，但由于江门五邑地区敌强我弱，秋收抗租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10月上旬，在叶季壮等同志发动下，江门海员为反对“新南海轮”无理开除职工和反动派压迫，愤而举行罢工。广州、香港、澳门、江门海员和中共领导下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属下的140多个工会、省港罢工工人共一万多人在广州开大会，支持和援助江门此次正义斗争，号召全国各地海员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控制，组织自己的工会。大会推选25人组建海员工会维持委员会，并决定把“改组委员”从海员工会赶出去。会后，万人举行示威大游行。反动派以武力镇压，当晚逮捕了参加示威的工人27人。19日，反动派到海员工会逮捕了海员工会会员45人，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员30人，其中一些是江门地区人员。反动派搜查海员工会时当场枪杀海员2人，并将“四一五”后尚未解除武装的400多名的省港罢工人纠察队解散。海员工会维持委员会也被迫解散。叶季壮严词痛斥反动派罪行，并发动江门五邑地区职工，继续战斗。
11月18日，广东军阀与广西军阀为争夺地盘，粤桂战争爆发。广东军阀的粤军主力调到肇庆、梧州等地。广州敌军主力空虚。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按中共中央指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为书记，以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并依靠驻在广州隐蔽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参谋长，由共产党员叶剑英指挥的教导团、警卫团为主力，以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广州周围的江门等地工农武装为基本部队，发动广州起义。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开会，按中央指示，部署广州起义前广州及其周围地区的准备工作。12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号，指示各县、市党组织应迅速发动群众，开展起义，以配合广州起义。中共中央早在10月亦指示广东省委发动广州举行起义。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指示，12 月上旬，五邑主要领导人叶季壮在澳门主持召开中共五邑地委会议，传达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起义指示，决议建立五邑起义（即五邑暴动）指挥部，推选中共五邑地委书记叶季壮兼任五邑起义总指挥，分配共产党人、革命干部深入到江门附近的新会、开平、台山、恩平、鹤山等县，发动群众，举行起义，以配合广州起义。会后，叶季壮到江门秘密发动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江门工人纠察队、江门进步职工、地下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工农团体积极分子，准备举行起义，以密切响应和配合广州起义。据叶季壮部署，中共五邑地委委员李安、新会县各乡农协联合办事处领导人李冠南到新会、江门等地开展地下联络党员、干部、革命群众，准备起义。
当时，叶季壮发现风云突变，形势突然发生大变化。12月上旬，反动派的第四军副军长薛×带领部队到江门，同到的还有第五军护党军潘×团。这些部队乔装为革命，赶走驻江门的徐××部队，以便蒙骗群众。薛×在江门黄家祠建立司令部，遣大部队驱赶徐××部队。因薛×刚驻江门，立足未稳。中共五邑领导人兼新会县委书记叶季壮与地委委员、县委委员利用这个时机，趁他们对工农运动频送秋波和表示要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遂积极联系关在牢内的共产党人，革命人士获得营救释放一批，重建工农革命团体，开展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将《江门民国日报》恢复出版发行，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打击反动派。然而，反动派不甘心被打败，依旧联系在一起，顽固地负隔顽抗。8日，江门附近木朗劣绅尹××为反动军警带路，在石湾邻近的而食铺，拘捕了中共五邑地委起义（暴动）指挥部肃反委员会逮捕队队长彭业权。彭业权在狱中对党忠贞不二，坚强不屈，在翌日即被杀害于江门三角塘，壮烈牺牲。
叶季壮对彭业权就义，沉痛悼念，号召五邑共产党人要继承彭业权遗志，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2月上旬，叶季壮在大泽镇田金主持召开中共新会县委会议，传达中共广东省委与中共五邑地委关于开展武装起义，积极配合广州起义的指示精神。按江门、新会实际情况，会议决定12月13日发动江门、新会起义：还撰写了"苏维埃政纲和宣言"：并决定以大革命时期成立的工人纠察队与农民自卫军为基础，再增加新的工农积极分子组建广东工农革命军中路新会支队，以关仲为队长，担负领导工人武装：李冠南为政治领导，担负领导农民武装。会后，叶季壮、关仲、李冠南分别联络起义队伍，积极准备起义。
12日，中共五邑地委，中共新会县委在江门市东炮台蓬江江面上一艘民船内召开秘密紧急会议。中共五邑地委书记兼中共新会县委书记叶季壮、中共五邑地委委员李安、广东工农革命军中路新会支队长关仲、该队政治领导人李冠南、原中共江（门）（新）会支部书记李本华、共青团新会县工委书记黄衮华、新会县各乡农协联合办事处委员张挺生等 20 多人出席了会议。由李安的夫人，五邑船艇工会妇女委员罗掌担任掩护工作。在叶季壮主持下，会议全面部署了江门、新会等五邑地区起义的各项工作。
13日，按叶季壮部署，广东工农革命军中路新会支队部分干部，战士与新会各乡工农进步群众 9000 多人先后赶到新会城。大部分在城外郊区隐蔽，计划参加起义。原拟在县城北较场举行的起义誓师大会，为避免过早暴露目标，仅部署了六七百人参加。中共五邑地委委员李安主持召开誓师大会。李冠南宣读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纲领，号召全县工农群众一齐起来，参加江门、新会起义，夺取江门、新会政权，建立江门、新会苏维埃政权。到会群众，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在会场不断地振臂高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政权万岁！"
当时，电话、电讯、报纸消息不灵。原定12月12日举行的广州起义因一个秘密据点被敌破坏，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13日，广州起义已失败。在江门准备举行起义的叶季壮得知广州起义已失败的紧急情报，马上转告新会。敌第四军参加镇压广州起义后，派6000人撤返到江门新会，加强警戒。既然形势大变，为了避免革命力量损失，李安和李冠南等当机立断，决定不举行起义，下令工农革命军与革命群众转移返当地。原拟13日夜9时举行的江门起义，计划在江门市内的蟹山顶举火为号，发动总攻击，各支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群众分别攻打驻黄家祠的第四军副军长薛×的敌司令部、大王庙商团驻地、敌北街等军事重地，从而占领江门。但是，因敌军与江门反动武装商团勾结，宣告江门实行戒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叶季壮为避免不必要牺牲立即取消起义，部署起义武装分散到各地隐蔽，等待时机。
不久，反动军队多日出动，同区、镇、乡、村封建反动武装勾结，大肆搜查共产党人与工农团体骨干，革命群众。刚有复苏兴起的江门新会等五邑地区的工农运动又被严重摧残。五邑地区江门新会的共产党人李怀业、李潮烈与工农先进干部邓有、夏洪彬、黄保、吴起、龙钜、袁汉、陈江等分别在各地惨被杀害，成为英雄烈士。叶季壮对这些同志牺牲，殊深哀悼，鼓励四周同志继续战斗。
策划江门、新会等五邑地区起义，是中共五邑地委、中共新会县委及其领导人叶季壮等在五邑、江门、新会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对反动派的探索与尝试，但因消息不通、不灵以及欠缺发动广大群众，复加上敌强我弱，致起义未能实现.
叶季壮的江门战友，曾在江门开展工农运动原中国国民党江门市党部常委兼农民部长施展，后任广州工人赤卫队政治部领导人，参加广州起义，新中国建立后撰写广州起义回忆录《战火中的巡礼》。叶季壮的江门同事，曾任《四邑平报》校对员、叶季壮入党介绍人陈功武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撰写了广州起义回忆录《我参加了暴动中的第一联队》。
江门、新会等五邑起义被迫中止，严重白色恐怖笼罩江门五邑地区。叶季壮再被反动派通缉，不能在当地立足。1928 年1月按上级命令，叶季壮离开江门新会。
二、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香港小日报》总经理兼编辑
1928年1月，叶季壮因已暴露身份，在江门继续工作遇困难，按组织指示，将中共五邑地委工作移交给中共五邑地委委员李安、并将地委机关转到一艘船内比较安全后，离开江门，到香港九龙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向省委汇报了在江门、新会、恩平等地组织工农武装起义，后因获悉广州起义已失败，才果断决定，为了保存武装分散转移后，反动派在江门地区四处通缉革命人士。原共青团新会县委书记黄衮华、中共五邑地委秘密交通员等被敌逮捕，英勇牺牲。
鉴于广东各市县党组织遭摧残，为继续带领群众开展战斗，中共广东省委分配叶季壮任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赴西江流域中下游进行斗争。出发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阮啸仙同叶季壮谈具体任务，即整顿、恢复新兴、云浮、罗定、郁南等地党组织，进行革命战斗。
叶季壮返新兴后，恢复党组织。可是，稍后就被反动派发觉。西江地区的恶霸劣绅就此向专处理共产党人的特别法庭告密。反动派的侦探，特务白天黑夜追查。叶季壮只好离开新兴到广州光孝路他的长兄叶洁芸经营的药材店，计划住几天才赴香港。但反动派侦探已在药材店附近守候。叶季壮己有秘密工作的经验，发现有敌特尾随等候，就情急智生，急忙到长兄屋内的冲凉房，加大开水龙喉，以便使水流下，乔装为冲凉模样，并将身穿服脱了。正值敌侦探特务在门外"守株待兔"等候叶季壮出来，叶季壮急攀上瓦面，由屋顶转移到其他道路，脱离险境。
叶季壮离开广州到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及其书记李立三汇报了到新兴等西江地区恢复党组织不久即遭敌再破坏概况，然后在香港从事地下斗争。后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源指示，继续在香港从事秘密工作。
12月，按中央指示，广东要派员到党中央工作。中共广东省委及其书记黄钊派叶季壮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叶季壮到上海后，按联络暗号，同交通员联系过一次，递交了用密写介绍信。翌日，他按约再找交通员找不到。当时，敌特四出破坏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联系机关更换频繁。嗣后，叶季壮再找不到地下交通员或联络机关。他等待三个月，仍无人再来联系，心忧如焚。只常见张云逸来来去去。叶季壮本来早已认识张云逸，知道张云逸是广东省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共产党员，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参加南昌起义，后到广州，广州起义时被派到海南，拟率领革命武装配合中共琼崖（海南）特委发动的起义，因敌缴械，脱险到香港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进行地下工作。后到上海。彼此都认识。但是，当时要严守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叶季壮不问张云逸情况，亦不说本人身份与到上海任务。张云逸亦不问叶季壮，每次在上海见面，仅如常说：你好。两人各走各路。随后，他俩在广西工作，谈及此事，彼此都笑起来。那时，两人都严守“不该讲的不讲，不该问的不问”这个保密等条例，坚持原则。虽然都是共产党员，是老相识，亦不问别人，也不谈本人。在上海时，叶季壮表面镇静，等候消息但无论如何，不能长此下去。
1929年3月，叶季壮由上海返香港，经许多周折，终于找到交通员苏钧松。经苏钓松同省委讲清情况，叶季壮同省委恢复联系。这时，他一方面协助挚友办好鼎卿小学；另一方面，按省委分配，担任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香港小日报》总经理兼编辑。这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对他宣布的省委决定。《香港小日报》报社亦是省委的工作联络据点，任务很多。为获合法出版该报，叶季壮向香港政府办理了注册备案。当时，他在香港创办报纸是非常困难的。最难是经费不足。省委经费也万分困难，对各部门资金及人员工资都难一一付出，有时筹得1千、几百元，亦是靠党员把个人伙食钱捐献一部而得的。为此，叶季壮就惟有靠个人筹款了。他与报社职工、记者只靠艰苦奋斗维持下去。一些良朋益友，观此困境，建议他不办报，转行干其他职业。然而，叶季壮感到这是中共广东省委给予的重任，即使十万分难，亦要继续办下去。为走出困境，他向长兄叶洁芸借800元为报社经费。而长兄亦每月托药店经济部负责人汇生活费30元给叶季壮渡过难关。胞兄“雪中送炭”的情谊，叶季壮万分感谢。
叶季壮主办的《香港小日报》篇幅大，每天出版，是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中共中央巡视员兼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贺昌对办这份机关报很重视，作过认真办好该报的指示。该报形式新颖，内容丰富，除中外新闻报导外，还发表相国各地工农革命运动、农村革命斗争信息。传播革命理论与实践，受到广大人民好评。
香港政府对《香港小日报》经常发表进步文章十分注意，为追究根源，常三、两天就通知叶季壮到政府询问，回答疑问。他们总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对某些小事，纠缠不休，吹毛求疵，抓住不放。叶季壮理直气壮答复。为办好该报，他聘周天缪为主编，专写社论，笔名“灵撤”。他还聘刘汇川为报社负责人。同心合力照常每天发表社论和社会新闻。内容是革命的。香港法院再传讯叶季壮、刘汇川、周天缪等。叶季壮按法说明该报所发表文稿均合法，使对方哑口无言。香港政府把原来办小报须交500元，大报要交1000元押金，提高到了3000元。叶季壮照常办下去，使该报的内容保留有国内消息报导、国际新闻、读者园地及刊登其他进步文章，共四版。第四版是国际新闻。叶季壮聘曾在武汉任湖北黎元洪大都督府秘书长、共产党员李六如负责编辑：聘谭天度（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负责编辑读者园地。香港政府对新闻检查十分严格，对一些稿件不利其统治时，就不准刊登或删去部分。有些文章被删到只剩头段或尾段，中间部分全被删去。凡是文章写上“帝国主义”四个字，香港当局就要删去“帝国”两字。叶季壮与报社人员就加上“××”或“□□”补回空格。读者们很聪明，看到“××"主义或"口口"主义知道就是帝国主义。
叶季壮在香港特殊环境，利用英国统治香港的薄弱环节，使该报能办下去。有个节日，该报用红色字印刷。香港当局就传刘汇川去质问。叶季壮说：香港政府已多次传报社领导人去质问，这次要质问到你，你机警多智，定能据理反击对方质问. 祝你胜利回来。香港当局问？为什么要用红字印刷？红色就是赤化。刘汇川据理一一反驳。香港华民政务司和香港法庭找不到确凿证据不能随意查封，于是对刘汇川诸多追究，追问为何有时亏本也要办报？是否受别人津贴？刘汇川反驳说：人各有志。有人喜欢浪费金钱买蟋蟀，有人喜欢花时间、金钱去买枪打鸟，有人喜欢花钱玩金鱼，各得其所，各取其乐。报社领导人有时办报亏本也要办下去。这是我们的兴趣。香港当局无可奈何，释放刘汇川返报社。叶季壮听了刘汇川的汇报，赞扬刘汇川答得好。随后，香港当局宣布禁止《香港小日报》出版。（原广东省政协委员李沛群《关于广东区委及各地党委一些情况的回忆》，何锦洲等整理，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叶季壮在香港时，为了做好秘密工作和报刊事业，经常阅读中共中央在上海租界出版的《红旗》、《布尔什维克》、中华全国总工会出版的《劳动周报》等刊物。以便指导工作进行。他曾对同志说：早在1928年，省委曾在香港出版《针锋》三日刊，是通过给港币500元与香港华民政务司得到批准后，才公开出版的。虽然《针锋》被批准出版了，但每期稿件要预先送华民政务司审核后才能付印。《针锋》是与反动派在香港出版的《探海灯》报刊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经常揭露社会反动派的黑暗方面及刊载反帝国主义的文章，引起香港政府注意。《针锋》出版后一个多月，就被香港当局勒令停刊。随后，省委又出版了《曙光》周刊，只办了几期又被香港当局宣告停刊了。同志们接受教训，仍继续不疲地办报刊来宣传革命理论与国内各地革命斗争消息。叶季壮在香港时，还对同志说：香港原是中国神圣领土，是广东宝安县（深圳）一部分。鸦片战争失败后，腐败无能的清皇朝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将香港给英国。英皇派总督统治香港。将来我国力量强大了，按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军阀纲领，废除不平等条约，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将香港归回中国。这就称为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但是，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历程。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个愿望能实现。到时，我们在香港不用从事地下工作秘密斗争，可以合法公开活动，容易得多了，也不会被香港政府宣布停止我们办的报刊出版了。（据原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局总主任、原广东省政协委员李沛群的回忆）。省委也不用设立在香港了。
为了采访新闻和进行秘密斗争，叶季壮在香港时曾与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李源、省委常委陈郁（后任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长）、聂荣瑞（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甘卓棠（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贺昌、黄苏联系，了解情况，商议工作，接受任务，在香港作秘密斗争。但叶季壮身份已有些暴露，继续在香港工作有困难。
1929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叶季壮与张云逸到广西，扩建红军，壮大革命力量，筹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广东东江农村革命根据地、广东琼崖农村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在两广华南地区进行革命斗争。
叶季壮离香港前夕，省委将还给叶洁芸（即叶季壮长兄）800元借款交给叶季壮。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给赴广西的旅费交叶季壮使用。但叶季壮深知当时省委经费十分困难，将聂荣臻代表省委给他的旅费退回给省委，仅将省委还给他的长兄的借款800元作旅费出发。叶季壮这种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公而忘私、一心为公、一心为人民的精神，深为同志们津津乐道，受到赞扬。
三、参加百色起义的筹备工作
（一）百色会议
1929年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等率领的武装部队，到达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百色山城。挺进左、右江的任务完成后，当务之急。就是与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相结合，慎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做好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为此，邓小平等在百色召开了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第一，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宣传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在部队中撤换那些经教育还没有转变的旧军官，或调教导队训练，或礼送出境或严办。号召汉、壮、瑶、苗等各族子弟加入部队，扩大队伍，增加部队工农成分的比重。第三，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各县农军，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会议还决定暂时打着俞作柏的旗号，利用旧督办机构，宣布由张云逸出任右江督办，指挥各县地方政权，通令各县上缴税款.保存文书档案，以便稳定各县局势。这是百色起义准备工作的一个关键的会议。会后，准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
（二）几项工作的开展
按照党委会的部署，百色起义的领导者们在一个多月内主要抓了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争取群众支持起义。一是利用集会（如十月革命纪念会）和新创办的《右江日报》、《士兵之友》等刊物，在部队中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中共“六大”精神和“十大纲领”。部队还经常举行士兵会，每天给战士上1至2小时课，提高他们的觉悟。二是向学校师生作革命宣传，发动师生参加革命活动，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等领导人，多次到广西省立第五中学（今百色中学），利用周会时间，给师生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讲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讲组织苏维埃的目的，启发师生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一批师生积极参加了起义前的宣传活动。三是向群众和商人宣传成立苏维埃的好处，宣传党的主张，宣讲革命队伍的纪律，号召群众和商人支持部队工作。张云逸亲自带队到街道居民、商人中去宣传，使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同情和支持起义。四是在百色城印制和散发各种宣传品，以稳定和鼓舞人心。袁任远、余惠等组织工人，在清风楼旁（今百色镇一小学）的房子里，印刷标语、布告、六大文件、十大纲领等宣传品，然后四处分发，向群众宣传“耕者有其田！""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土豪劣绅！"等政策。五是在百色城宣布取消20多种苛捐杂税，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广泛深入的宣传，使革命的火种，在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的心中燃烧，革命的烈火在右江大地上越烧越旺。
第二，进一步整顿、改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到百色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三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共1000多人；加上教导总队一个加强营，总共近2000人，有枪械1300多支。第五大队的第五营驻扎在右江，亦归第四大队指挥。在军械方面.除部队已装备以外，还有从南宁搬来的步枪500支，子弹78000发，火炮、迫击炮10多门。在南宁时，改造第四大队和教导队虽然有了成效，但由于时间短促，改造尚未彻底，旧军队中的军阀作风还很严重，有的甚至窃款潜逃，或造谣惑众，图谋不轨。在老兵中，旧军队的不良风气依然存在，为了实现从旧军队向工农红军的转变，部队党委从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对部队的整顿和改造工作。
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新自抓部队整顿工作。在部队官兵中着重进行党的“六大”决议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阶级关系、政治形势和民主改革的政治思想教育。在第四大队队部设立了政治委员，各营连设政治委员（即指导员），以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委员平时每日上政治理论课1至2小时，还要同士兵进行个别谈话。部队经常举行士兵会，开展唱革命歌曲或其他娱乐活动，组织士兵到街道和农村向群众宣传。部队党委还发行《士兵之友》、《右江日报》以及各种工农小丛书，宣传党的革命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经过党的宣传教育，广大官兵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纯洁队伍，巩固和扩大部队。部队党委发动士兵同旧军官中的军阀作风和贪污腐化行为作斗争，揭发旧军官的犯罪行为和军阀作风，反对贪污克扣军饷，反对虐待士兵，实行官兵平等。对那些经过教育仍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则进行组织上的处理，或撤换、"调训"，或"礼送出境"。在整顿部队同时，大量吸收工农青年和进步学生入伍，仅在1个多月时间里，共吸收了1000多名新战士，这不仅壮大了部队力量，而且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经过整顿和改造，这支部队成为百色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
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驻右江时，为了便于指挥和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队伍在恩隆县平马镇即作了部署驻防，四大队的1个营留驻果德，1个营驻扎平马，1个营驻那坡镇：领导机关率教导队和特务营驻百色城，进驻各地的部队就地进行整训，并吸收一部分工人、农民、学生加人队伍，使部队人数增至起义前的4000多人，扩大了队伍的力量。
第三，武装工农，大力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开展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斗争。百色起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党把正规军队开赴农村同农民武装汇合，依靠农民这一民主革命主力军发动起来的。俞、李反蒋失败后，部队党委把"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充分武装农民"作为百色起义准备工作的头等任务。他们把从南宁运来的500多支步枪，分发给恩隆、奉议、东兰、风山、凌云、思林、向都、果德等县农军和百色工人赤卫队，并派军事干部到东兰等县帮助训练农军。工农武装经过整训后，如虎添翼，“农民与豪绅的武装冲突，遂蔓延右江各县”。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县、凤山县农军在第四大队的支持、帮助下，先后攻占了东兰县城和风山县城。1929年11月初，奉议县农军总指挥黄治峰带领的农军领到300余支枪和100多箱子弹后，配合四大队消灭了反动的第三大队，惩办了血债累累的奉议县韦宁村劣绅黄曹山。农军把黄曹山的住宅包围起来后，附近村屯农民纷纷赶来支援，手执木棍参加战斗，经五个昼夜围攻，后在警备第四大队迫击炮连支援下，终于消灭了这股反动民团武装。部队党委还派出政工干部深人百色等城镇各行业工人中做发动工作，启发工人团结起来参加革命活动。百色、平马、奉议、思阳和果德县的果化区相继成立了总工会和行业工会。各县成立了总工会并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互相呼应，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高潮。
第四，筹集经费，为起义作好物质准备。一是从南宁运来批军用物资。计有步枪五六百支，子弹七八万发，还有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电台等军械物资和现金。二是收缴地方税款。在百色城设立禁烟局，收取云南、贵州鸦片过境税。张云逸还以右江督办的名义，通知各县县长和税务局长，将全部款项上缴百色。其中一次就收取税款几万银元。三是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部分分给贫苦农民，部分留下归部队使用。四是动员各大商号捐款和筹借。为了筹集经费，张云逸亲自和叶季壮等一起到百色商会作动员工作，得到商会支持，各大商店捐献大米数万斤及部分现金。经过多方面的筹集，较好地解决了起义所需要的经费和物资。
（三）消灭广西警备第三大队
随着右江群众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平时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豪绅地主和资本家，开始坐卧不安，他们把警备第四大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妄图负隅顽抗；一面与尾随第四大队进驻右江地区的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互相勾结，妄图吃掉警备第四大队，镇压革命运动。
整备第三大队是由收编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组成的队伍。大队长熊镐是个反动家伙，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他立即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桂系军阀，受命跟踪第四大队。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等决定斩除这条“狗熊”。
一天，奉议农军截获到一份黄绍竑发给熊镐的有线密电，指令熊镐要“先发制人”，对第四大队进行突然袭击。邓小平和张云逸得到这一情报后，便与雷经天、韦拔群、黄治峰等研究了强攻和智取并用的歼敌计划，决定在百色、那坡、平马等地同时行动，收缴第三大队武装。
10月28日早上，张云逸以商谈防务之名，在百色公兴当铺宴请第三大队营以上军官。席间，擒获了熊镐，后把他枪毙。
同一天，第四大队一营和恩隆、思林、奉议等县农民自卫军千余人，分别解除了驻平马、那坡的第三大队武装，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为百色起义扫除了障碍。
四、参加百色起义直至胜利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后改为红七军前委），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统一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指挥。通知指示退往左右江的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队，立即开始实行游击战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运动。当时，右江地区的东兰、奉议、恩阳等县的农民协会已改为革命委员会，全地区的局势已被革命力量所控制。
11月初，从南宁派往香港向广东省委和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了百色。龚饮冰向中共广西前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计划，颁给中国红军第七军的番号，委任红七军的领导干部。中央还指示广西前委，在龚饮冰到后十天内必须起义。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的命令和指示，并进一步部署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经过讨论，前委“完全接受中央指示之精神，但限定十天，未免过于机械，而且在工作上准备亦须略费时日。若在十天之内转变反因准备工作太差而得不好结果。故前委只决定于最短时间内以极紧张之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即行动作"。会议决定：第一，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第二，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同时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第三，实行土地分配：第四，成立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部：第五，各项工作分工负责。同时，继续抓紧对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整顿、改造工作。
会后，前委又派龚饮冰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贯彻中央指示准备武装起义的情况。龚饮冰出发后不久，党中央来电要邓小平去汇报工作。11月中旬，邓小平和张云逸对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和分工后，邓小平带领几位干部，离开百色，前往龙州传达中央指示和部署工作后再到上海汇报，途中遇李明瑞从龙州来百色，希望第四大队配合第五大队一起向空虚的南宁进攻。邓小平便偕同李明瑞返回百色。经过邓小平等耐心劝说后，李明瑞表示参加革命。不久，李明瑞回龙州，与俞作豫一起指挥平息蒙志仁叛乱。12月初邓小平从百色经龙州赶往上海汇报工作。
邓小平离开百色后，前委工作由陈豪人（陈导民）负责。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和原来的部署，以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为底子和骨干，以韦拔群，黄治峰领导的右江地区各县农民自卫军为主体，组编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以原第四大队两个营为基础扩编而成，约1000多人：第二纵队由原部分教导总队、原第四大队一个营和恩隆、奉议、思林等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组成，约1000多人：第三纵队由东兰、百色、风山、凌云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组成，也有1000多人。全军4000多人。其中右江地区各族工农子弟占三分之二左右，壮族约占半数以上。这些编制，当时尚未公开宣布，但已在部队中开始进行武装起义的宣传鼓动。
与此同时，前委组织起草和印刷有关武装起义的布告、标语、口号、实施政纲和其他宣传品。百色起义的前几天，部队参谋长龚鹤村交给参谋莫文骅制作红七军军旗和关防印章的重要任务。莫文骅到经理部领取红绸布后，在粤东会馆附近的一家商店制作军旅，在一个私人刻章处刻关防印章，军旗上写着“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部”的字样，旗的左上方绣上黄色的镰刀和斧头的图案。
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百色工人代表大会、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会议。会上，工农兵代表热烈拥护和通过前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和建立红军、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决议。当天晚上，前委又在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宴，邀请百色、奉议两县县长和百色商会要员赴宴，向他们说明成立红军和苏维埃的意义、政策后，为避免泄密，便暂时把他们控制起来。同时，把军政机关中的反动分子和应回避的人员也控制起来，并于当夜收缴了百色公署公安局、禁烟局及百色、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共300多支。此时的右江地区，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五、参与中国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建立
1929年12月11日上午8时，驻百色的起义部队，身穿灰色新军装，颈上系着红领带，军帽换上红五星，精神抖擞，整整齐齐地集队于军部门前（粤东会馆），举行升旗仪式。军首长庄严宣告红七军成立后，宣读经中央批准的“中国红军第七军”的番号以及红七军的领导机构和各纵队的编制。一面绣着金黄色的斧头镰刀图案，写有“中国红军第七军”番号的鲜艳红旗，随着嘹亮的国际歌声徐徐升起，张云逸在会上拿一张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对大家说：“这张旗是剥削老百姓的旗，是吸穷苦人民血汗的旗，我们今天要反对它！"他边说边把这张旗撕掉，又举起斧头镰刀红旗，号召全体官兵要经得起艰苦环境和战争的考验，在战争中锻炼自己，为发展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为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庆祝大会在百色城东门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主席台设在广场的讲台上，主席台正中挂着马克思、列宁画像，会场周围红旗招展，墙上的红绿标语贴得整齐有序，东门广场城楼上还部署有1个机枪班作警戒，以保护大会的顺利进行。到会的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学校师生共达数千人，红军战士千余人，这是百色城的空前盛会。
上午9时许，庆祝大会隆重开始，大会由参谋长龚鹤村主持。当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时，会场欢声雷动，锣鼓喧天，军民为共庆自己获得解放而欢欣鼓舞。接着，大会由郊区农民代表黄贵贞向红七军献旗，由工人代表关崇和向红七军献印章，然后由军政治主任陈豪人代表前委宣告中国红军第七年光荣诞生。红军指战员在军旗下面，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按照党中央的任命，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1930 年3月2日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叶季壮任经理处长全军辖3个纵队：第一纵队约 1500 人，由李谦任纵队长，沈静斋任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二纵队约1000多人，由胡斌任纵队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第三纵队约1000多人，由韦拔群任纵队长，李朴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辖三个营，每营辖三或四个连。还有军部直属部队，如特务营、山炮连、教导营、军政训练所等，约800人，全军4000多人。其中从旧军队转变过来的1000多人，其余大多数红军战士是右江各族工农子弟，壮族战士占一半以上。随后，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讲话，接着在大会上宣布成立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选举关崇和为主席、罗文佳为副主席，黄启滔、黄雪波、苏二，周一群等为委员。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下设文化委员会、裁判肃反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以及赤卫大队等组织，并选出各委员会领导人和委员。大会期间，还散发了红七军政治部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宣传品。百色城里的工人、市民和学生挥动彩旗敲锣打鼓，向红军致敬。数千名红军战士，同工农商学各界群众一道热烈庆祝红七军的光荣诞生。百色城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同一天，中共广西前委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有百色、恩阳、奉议、思林、果德、那马、凌云、向都、镇结、东兰、风山等11个县的农民代表和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五个镇的工会代表以及红七军士兵委员会的士兵代表共80多人。大会讨论了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扩大红军、组织地方工农赤卫军、土地斗争、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大会一致通过关于红七军施政纲领、实行土地革命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雷经天担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李南山、韦士梅、蒋再兴、刘伟谋、罗文佳、黄大权、滕煊甫、李铁南等10人担任委员，其中壮族和瑶族的委员占6名。这是右江各族人民第一次翻身做主人的重要标志。右江苏维埃政府设在平马镇经正书院。
12月12日，前委在平马镇举行有1万多群众参加的、盛况空前的庆祝大会，庆祝红七军成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张云逸代表前委出席大会，号召全体军民为巩固苏维埃政府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而奋斗。会后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晚上举行各种文艺活动，各族军民扬眉吐气，尽情欢庆胜利。同一天，红军在百色枪决了先前所扣留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大队长熊镐，在平马处决了恩隆县警备队队长。张云逸当天返回百色，晚7时到达那坡镇，在恩（阳）奉（议）群众欢迎会上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宗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
红七军成立后，中共广西前委改组为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作为红七军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仍由邓小平（邓斌）、张云逸、陈豪人、李谦、伯群（韦拔群）、云甫（雷荣朴即雷经天）、世昌（何世昌）等7人为委员，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3人为常委，邓小平任书记。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红七军和右江地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直接向中共中央负责。中共红七军前委和军部设在百色城粤东会馆，政治部则在百色县苏维埃政府院内的清风楼办公。
红七军一成立就公开宣布，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武装"，宗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中共红七军前委根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政治纲领，颁布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等重要文件，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政治形势作了正确的估量，制定出符合当时广西右江地区实际情况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与策略。红七军政治部指出：“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只有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才能……赶走外国海陆军，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达到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要求红七军指战员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的人民政权，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为了认真贯彻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十大纲领，中共红七军前委通过红军政治部颁布的《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明确规定了十六条具体的实施政纲，指出对外要“扩大反帝运动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对内要"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交乡村苏维埃！""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实现割据两广！""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并制定劳动保护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苏维埃，分给农民，凡没收之土地不准买卖！""改善士兵生活，官兵待遇平等！"规定在根据地内执行"男女平等"、"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实行累进税”、“没收反革命的财产，交苏维埃政府处理”、“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取消一切债务”、“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等政策。同时还规定根据地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免之自由”。这些政治纲领符合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总路线，符合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当时建设和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纲领和政策。这个实施政纲的发布，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上，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斗争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群众了解红军的行动，吸引广大群众团结在红军政纲之下并为之奋斗。
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一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制据”的一次光辉实践，它震撼了西南半壁的封建反动洗治，谱写了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新篇章。
百色起义吸取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和教训，这就使百色起义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和优点。1930年3 月2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中指出：红军第七军“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他虽然出现于偏僻的广西，暂时对全国尚没有其他各部分红军那样大的影响，但他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他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的发展前途上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他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
当时，蒋桂军阀混战已结束。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国民革命军广西编遣区特派员（即第四编遣区主任）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俞作柏与中国共产党有过较长时间的合作历史。早在大革命时期，俞作柏曾任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兼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是广西国民党左派领袖，并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做过一些有益工作，对广西共产党组织在武器，经费等方面有过接济。李明瑞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将领，是俞作柏亲表弟，对中共亦有好感。俞、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愿与共产党合作。邓小平（邓斌）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与俞、李政权合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邓小平以广西省政府秘书职务，在省府办公。这时，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谦、袁也烈（袁振武）、李朴、何世昌、宛旦平、沈静斋、龚鹤村、陈豪人、石赤峰、陈曼远、冯达飞、何莽（何子初）、许苏魂（许进、共产党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章健等 40 多名共产党人，先后到南宁工作。许多共产党员被派到广西省政府和李明瑞的部队担任重要职务，为今后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张云逸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陈豪人、李谦任警备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俞作柏的胞弟俞作豫任警备第五大队队长。叶季壮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中共支部书记，兼广西教导总队教员与财经委员会副主席，在这支部队的教育方面和经济方面作努力，紧密配合邓小平、张云逸开展工作。张云逸、叶季壮等共产党人在短时间内就在广西教导总队发展了共产党员300多人。这样就使我们党的工作能够在每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不久，张云逸由教导总队调来100名共产党人担任连排长级骨干。这样，第四大队连以下的军官几乎均是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掌握了这支部队。
当时，俞作柏、李明瑞配合粤军将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通电反对蒋介石。对这个有利时机，中共迅速采取对策，加紧进行兵运工作，尽可能地掌握兵员、枪支、钱物与军用品，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事变。俞作柏、李明瑞希望借助中共力量发动工农来支撑地盘。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等采取如下措施：
（1）整顿军政机关，通令解散了桂系军阀把持的国民党各级党部，逮捕了那些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而且罪恶昭彰的反动分子，镇压了那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动骨干人物。
（2）全部释放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被桂系军阀逮捕关在牢狱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人士，加以任用。
（3）恢复工农运动，重新建立由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团体，设立慰问农民运动办事处，分赴各县慰问农民，支持农民运动。
（4）改造旧军队，撤换旧军官，增加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警备第四大队由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多人。
（5）扩大农民军，主要扩大右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等在南宁，派干部同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副主任韦拔群等联系，广泛散发《广西农民》3日刊，要求扩大农会、农民自卫军。省府拨给东兰、风山两县农民300 多支枪。韦拔群加强对农军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
10月，由于蒋介石以重金收买了俞的部将吕××、杨××和黄×，俞作柏、李明瑞反蒋战争失败。邓小平指示秘密工作人员，分批到右江。外省来的李谦、叶季壮、袁任远和原来在广西工作的中共广西特委委员、广西农协主任雷经天，中共广西特委委员严敏、陈曼远等陆续到达右江，同原来在右江工作的韦拔群、黄治峰、阮殿远等汇合。右江面貌焕然一新。
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是百色起义的骨干力量，10月中旬，中共直接掌握的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共2000多人，由邓小平率领行水路，由张云逸、叶季壮率领一部沿陆路兼押运武器、钱物到右江百色。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在平马镇见面，商定了百色起义等问题。起义部队党委采下列政策。
（1）进一步整顿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原配枪1300多支，尚有第五大队第五营驻右江，就近由第四大队指挥。由南宁搬来步枪 5000 多支，充实作起义时用。对不转变的旧军官撤换或调教导队训练，或礼送出境，发展新党员，培养新军官。
（2）发动群众，武装农民，扩大工会、农会，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第四大队等起义骨干队伍将南宁运来的5000步枪分给东兰、凤山、奉议、恩隆等县农会、农军。开展反豪绅的武装斗争。农军力量壮大。中共在百色建立了 19 个工会，会员1000多人。工农运动互相呼应。右江地区出现革命高潮。
（3）军队与农军协同扑灭豪绅反动武装。右江劣绅反动武装有 2000 多人枪，是镇压农民运动急先锋。为保护农民，争取农军援助革命军，张云逸、叶季壮率领第四大队在东兰、风山等县与农军扑灭了豪绅武装。平马劣绅受打击。第四大队还派兵克复了凌云县城。
（4）解决了反动的第三大队。反动的第三大队由土匪组成，约一团人，有枪400多支，驻右江的平马、那坡等城镇，与土豆、劣绅武装勾结。张云逸、叶季壮指挥的第四大队趁第三大队长能×声言要到百色接防之机，俘敌1000多人，为百色起义扫清道路。
起义军队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名义，宣布张云逸任右江督办，掌握了右江地区政权。右江地区的东兰、风山、泰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农民协会改为革命委员会，成为临时革命政权。张云逸以右江督办职务召集各县长与税务局长到百色开会，公开宣布在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并申明各县税款要上缴，一次就筹集了几万银元，为起义作了物质上的准备。这时，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作部署，扩大部队，发动和武装群众，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反对恶霸，没收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
11月初，中共中央批准了广西左、右江举行武装起义计划，并颁给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番号。
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自卫军在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举行了百色起义，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龚楚、后叛变），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军部财经委员会主任叶季壮。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即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任委员。中共右江特委书记由雷经天兼任，委员有陈洪涛、陈浩仁、滕国栋、黄治峰、黄永达、严敏。
1930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西龙州起义爆发，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斌（邓小平）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参谋长宛旦平，红八军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何家荣，第二纵队司令员由俞作豫兼。全军有3000人，中共红八军军委会书记由何世昌担任。建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和左江革命根据地。叶季壮在附近的右江地区支援了龙州起义，援助了红八军的建立。后是共产党员的李明瑞任红七、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为总政治委员、叶季壮兼任政治部主任。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在我国西南部的反动统治。
叶季壮参加百色起义，援助龙州起义，支持红七军、红八军和右江、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进行了土地革命，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贡献。两个起义给人民大众以很大鼓舞。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参加革命的群众增多。红七军组建初期仅5000多人，后发展到一万多人，加上地方的厅、县、区、乡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就已形成规模庞大的革命队伍。然而，解决这个队伍的食、衣、日用等经济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难题。为了处理这个财政难题，百色起义后，红七军和各地区苏维埃政府，均建立了财经委员。红七军司令部建立军部经理处，是领导解决全军经费的重要机构。红七军经理处处长张逸秋。叶季壮任红七军财经委员会主任。稍后，经组织同意，张逸秋到广东工作。叶季壮继任红七军经理处处长。经理处建有金柜股（股长云广英）、军需股，工作人员有林青、欧致富（解放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叶季壮提出红七军财经工作重要任务是开辟财源，严格掌握支出。财经来源主要有五条渠道：（1）没收反动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财产；（2）发动商民捐款、借款：（3）征农业税；（4）征工商税；（5）开辟市场，增广税源。因采用多渠道筹得资金，红七军基本上解决了财政收入和支出，保证了军需。百色起义后 60天，全军官兵每人每月发饷银大洋20元（部分大洋银有孙中山头像）。全军将士均喜气洋洋，皆大欢欣。
随后，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军需增多。叶季壮通过认真计算，认为这样支出对持久战不利，立即向军部建议，并取得同意，改薪饷制为官兵一致的供给制。叶季壮与红七军军官对全军做好说服工作，使全军拥护，从而实行红七军新的一套供给制度：每人每日仅发七分钱菜金，粮食由军有关部门发给。红七军上至军长，下到战士，均自觉地严守这条财经制度，没有怨言。尤其是红七军领导官员，体谅时艰，模范执行供给制。最艰苦岁月，红七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谦身上仅存的一张负伤时染满血迹的港币伍拾元，交辎重队长陆琼办膳食。许多官兵深受感动。叶季壮获悉后，由军经理处支出几十元给部队办膳食，拿港币 50 元还给李谦。不少官兵都将自己的防身钱拿出来，以帮助渡过难关。叶季壮在红七军表扬了李谦等官兵的慷慨为公，忠心为革命的高尚精神。
在红七军部，叶季壮曾出席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第一纵队司令员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员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员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参加的会议，共同讨论确定作战和解决部队的给养后勤等问题。
红七军成立后，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和正在兴起的土地革命，决定分三个中心点战斗：军部直属队和第二纵队在百色：第一纵队在平马；第三纵队在东兰。叶季壮以百色为基点，有时亦到附近的平马、东兰参加战斗和解决后勤。
百色起义后7天，一股土匪，劣绅武装2000多人，突然攻入百色城商业区大街抢劫。叶季壮随军部直属教导队、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机关枪连共500多人与全城群众立即投入战斗，经4小时激战，打退敌人进攻，取得了第一次百色保卫战大捷。随后，叶季壮随军部两次粉碎敌人对百色的进攻，并参与歼灭附近地区的反动武装，促进了右江地区 10 多个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发展。
六、在红七军任经理处长、政治部主任
1930年2月初，叶季壮随红七军转战到广西隆安，同敌军发生遭遇战，击毙敌军500多人，后向恩隆转移，驻于平马镇附近农村。随后，他又随红七军到恩降北部亭泗，与敌蒙志仁团展开战斗，歼敌一批，然后到达风山县盘阳。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之一，周围是深山老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群众基础好，劣绅已被打倒。农军与农村革命政权已建立。红七军在此休整一个多月。但当地群众贫苦，粮食供应困难。官兵零用钱难解决。叶季壮向中共红七军前委反映了这个情况。随后，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率领红八军部分官兵，加入红七军一起战斗。
3 月，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决定按上级指示向湘粤边界发展。4 月，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红七军到达河池。叶季壮随军挺进到河池，发现反动派在造谣，胡说什么“共产共妻”、“15 岁小孩，30岁以上成年人，均在杀戮之列”等谣言。群众逃避一空。但红七军到河池后，举动文明。群众纷纷回河池城，商店照常营业。叶季壮与红七军官兵对群众宣传，红军废除苛捐杂税的政纲，深受人民欢迎。群众欢天喜地。红军分兵到农村，没收恶霸劣绅的谷分给农民，又大得农民拥护。来报告劣绅的罪恶的群众接踵而来。我军召开群众大会，到者数百人。大会决定成立河池县革命委员会。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红军亦派代表参加该会。叶季壮随军在河池8天，参与协助红军成立了几个农会、工会。群众热烈欢迎红军。叶季壮看见红七军士气恢复高涨，亦协同有关人员解决了后勤问题。
叶季壮随红七军离河池，翌日到怀远。怀远是7000人的商业城，市面繁荣。红军在此三天。叶季壮与红军干部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揭露桂系军阀罪行，并执行城市政策，废除了反动派的捐税，筹得了几万块现洋，补充了部队给养，然后到恩恩（今环江县）。敌杨滕辉师突然来袭。叶季壮随军投入战斗，抗击敌人。敌军源源开来。张云逸当机立断，第一纵队向西撤，第二纵队往北移。两个纵队暂分开，经几天艰苦行军作战，进入贵州省荔波县板寨汇合。叶季壮沿途做好后勤，使部队会师后秘密进入苗山。
按前委决定，红七军拟奇袭榕江城。叶季壮与红军将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感动了苗族同胞。苗胞不光为红军解决了粮食蔬菜肉类等困难问题，而且还帮助红军架桥、修路、当向导，使红七军顺利地通过了苗山。4月30日，红七军到榕江城郊区，准备攻城。叶季壮得知，榕江是贵州省军阀王家烈的后方，有许多军需品，辎重围积在城里。
当时，王家烈率主力在黔湘边境与湖南军阀何健混战，仅留一个副师长率领600多兵力守榕江城。敌军对我军一无所知，毫不在意。红七军趁敌不备，突然围城袭击，猛攻狠打，一举攻入榕江城。叶季壮得悉：我军得枪400多支，子弹10多万发，火炮一门、迫击炮二门、机枪二挺，俘敌数十人，缴无线电台一架。5月1日，叶季壮随红军与当地群众一起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红七军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会后，叶季壮与红军将没收劣绅的粮食、衣物分给群众。人民欢欣鼓舞，对红军无限感激。红军在榕江休整三天，筹得经费10多万元。叶季壮认为军需的困难得到了解决。
榕江战役后，前委决定回师河池。红七军、二纵队到河池。邓小平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要回右江百色，可解决服装经费问题。叶季壮随部队返右江，攻敌不意。
6月，红七军向百色进攻。敌700多人守城，毫无战斗力，一闻炮声，四散逃走。叶季壮随红军先歼城外敌军。红七军、八军总指挥李明瑞亲开山炮击毁敌人大码堡。红军冲入城。叶季壮将此役统计，缴步枪500支，迫击炮2门，子弹4万发。7月，叶季壮随红七军军部移至平马，一面帮助地方开展土地革命，一面整训。红七军增编了第四纵队，以黄治峰任司令，罗少彦当政委。叶季壮与黄治峰、罗少彦亦有联系，解决给养等问题。
正当右江革命根据地逐步巩固发展时，8月，中共中央代表邓拔奇（邓岗）到来传达中央政治局指示（即立三路线）认为"全国革命到了新的高潮"，红七军应夺取柳州、桂林、出小北江，进攻广州。前委决定：（1）改编为三个师，第十九师、二十师出发，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留在右江；（2）同在桂黔边的红八军余部联络，红七军大部转河池：（3）在河池召开全军党员代表大会。邓小平、张云逸认为夺桂林、柳州等城市是不现实的，没有将中央指示公布。
11月7日，中共红七军前委在河池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决定第一纵队改为五十五团，第三纵队改为五十六团，编为第十九师；第二纵队改为五十八团，第四纵队改为五十九团，编为第二十师。11月8日，红七军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会后，红七军领导机构为：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经理处长叶季壮、总务处长袁任选。邓小平、张云逸认为以红七军夺广州是难完成任务的，但又认为是中央命令，要执行，行不通时再说。
11月9日，叶季壮随红七军向北开发。1931年1月，红七军占广西全州城，1月7日到湖南道州，后到江华。叶季壮随军在当地休整二天，分头打开敌人牢房，释放政治犯，没收官僚豪绅财产，向大商户征用一些布匹、棉花作为商业税，以款买一些衣服鞋袜，分给红军。1月14日，为避开强敌，叶季壮随红七军转到广西贺县桂岭，当时已减员至3500多人。前委决定缩编为两个团，第五十五团团长龚鹤村，第五十八团团长由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兼。叶季壮与红军择祠堂，庙宇或露宿街头，不住民房，买卖公平，待人和气，帮群众担水并搞卫生，接济贫民，给群众留下好印象，当地一些青年加入红军。
1月16日，叶季壮随军再经江华进入广东，19日到达连县东陂，1月21日占领连州镇。反动武装民团在城内一些据点顽抗，并纵火焚烧城外民房。叶季壮与红军一面压制敌人射击歼灭敌人，一面灭火，抢救群众物资。连州群众深受感动，组成连州镇各界人民代表团，抬着10头烧猪，送到志城街红七军指挥部。叶季壮随军部人员感谢群众厚爱。在群众催促下，商会将未交的部分款项，送到红七军经理处。叶季壮代表红七军感谢商会对我军的支持。连州教会医院在我军救民精神感动下，接纳我军100多名伤员免费住院治疗。叶季壮对外国人办的教会医院治疗红军伤员，表示深深感谢。
敌军来攻连州。叶季壮随军转到连县星子镇，2月2日到乳源县梅花镇（今属乐昌县），同中共湘粤边工委宣传部长谷子元联系。邓小平看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知道中央精神，决定在当地创建革命政权。叶季壮协助邓小平在梅花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枪60支武装农民，补充了红七军队伍。几天后，大批敌军由乐昌进来。红七军经5小时激烈战斗，歼敌一批。叶季壮获悉，红七军原二十师师长李谦、章健等重要干部牺牲，全军干部损伤过半，退入山中，伤官兵200人，是遭损失最大的一次。
2 月 5 日，叶季壮随红七军在乐昌分两路渡过乐昌河，4 月在江西永新县会合，得知邓小平已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由许卓任代理前委书记兼红七军政委。4月上旬，红七军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永新县小学楼上召开。叶季壮出席了大会。大会高度评价了红七军转战广西、贵州、湖南、广东、江西五省，行程7000余里，始终处于敌强我弱，毫无给养保障的不利条件下作战，充分表现了不畏强敌，英勇顽强战斗精神。而叶季壮在十分艰苦情况下作点筹款，保证了红七军的后勤给养，亦受到同志们赞扬。
1931年4月，红七军在永新和湘赣苏区红军会合了。同志们赞扬了红七军具有击败强敌，浴血备战，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4 月，为了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总前委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第一师，由李明瑞任总指挥，葛耀山任政委，张云逸为参谋长兼红七军军长。叶季壮仍任红七军经理处处长，任务是做好红七军的给养，并与兄弟部队牵制敌人的部分兵力，坚决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外围湘赣革命根据地。
叶季壮不仅是优秀的后勤工作者，而且又是英勇善战的战斗员、指导员。早在1929年12月19日，当红七军刚成立不久时，突然有一股2000多名土匪，豪绅反动武装攻入百色城。当时，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都不在百色。在危急关头，叶季壮率领红七军直属部队，挺身而出，手持驳壳短枪，指挥部队与群众冲锋在前，同敌人展开英勇搏斗，终于击败入侵的匪徒，为保卫百色城与红七军军部，立下功劳，亦在红七军中传颂着。
叶季壮参加红军前，是文化教育工作者，曾兼任过江门育才中学教师，加入红军后，他向官兵学习持枪作战等本领，亦是有勇有谋的军官。早在1931年2月，红七军在广东乐昌河渡江时，当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第五十五团渡过河上岸时，由张云逸、叶季壮率领第五十八团的殿后部队400多人，却被强大敌军的火力封锁，不能过河。当危急关头，叶季壮立即与张云逸当机立断，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这400多名官兵中，一部分是战斗部队，另一部分是军直属部队后勤辎重官兵，负责运输行李的马夫、伙夫、卫生队、休养连、经理处等非战斗官兵。当邓小平等率领主力部队渡过河后，叶季壮一方面派兵经理处的金柜股股长云广英率领10多官兵，将银元和子弹等用船强渡过河对岸送给主力部队用；另一方面立即将经理处的200多支枪分发给非战斗人员。据战斗部队序列，编为三个连。在军长张云逸、叶季壮指挥下，转到乐昌坪石附近罗家渡，在群众支援帮助下，渡过了乐昌河。2月中旬，他们到达江西井冈山下的黄挪潭。到第三天，反动武装民团司令胡凤璋带领豪绅武装一个团扑来黄挪潭。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张云逸、叶季壮率领五十八团英勇反击，经过一阵猛烈冲杀，把胡凤璋反动武装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走。春节后，五十八团向宁岗县前进。
2月下旬，当叶季壮与五十八团到水口镇时，湘赣边区红军独立师第三团政委王震（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率领部队来接应，两支红军汇合了。叶季壮十分高兴，并随两支部队共同南下去找第五十五团。3月中旬，叶季壮与两支红军到茶陵县附近。湖南军阀头子何健派陶广部两个团尾追而来。红军决定给敌军以迎头痛击。在张云逸统一指挥下，叶季壮率领五十八团，王震率领第三团同敌军展开剧烈争夺战。红军英勇作战，打得敌军大败，是役歼敌300多人，俘100多人，活捉敌团长1人。叶季壮赞扬王震率领的第三团打得好，打得勇敢。王震亦表扬张云逸统一指挥立大功，叶季壮率领五十八团打得机智顽强，歼灭强敌.3月下旬，叶季壮随红军到达永新县.这时，根据中共湘东南分区委的指示，由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指挥五十八团，独立师两个团和红二十军，攻打吉安县永阳镇，由于张云逸担负指挥一个军，一个独立师，还有另外一个军的一个团，职责十分重大，为此，张云逸嘱叶季壮具体负责率领五十八团，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歼敌。在张云逸指挥下，红二十军、独立师、红七军五十八团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打败了驻永阳镇敌军罗林一个旅，解放了永阳。五十八团向永新前进。
4月，叶季壮与红七军五十八团在永新与红七军五十五团胜利会合了。全军革命热情高涨，同时又补充了一批新战士，正积极为粉碎蒋介石为第二次反革命“围则”做好准备。
1931年初夏，20万敌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总前委给红七军的任务是牵制敌部分兵力。李明瑞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一师佯攻敌驻安福县城的韩德勤一个旅，到黄昏后撤，诱敌出城。敌不知是计，出城追击。叶季壮与红七军五十八团和二十军来个回马枪，配合张云逸指挥的红七军五十五团等前面攻，合力夹击敌军，歼敌一个团，俘虏100多人，缴枪1000多支，打乱了敌阵脚，为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作出了贡献。
安福大捷后，叶季壮随红七军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先后攻克袁州、莲花、茶陵、安仁、攸县、遂川等江西、湖南边区的七个县城。红七军名震湘赣边。人民交口赞誉，杀猪宰羊，端茶送水，热情慰问。叶季壮深情感谢群众隆情厚意。7月初，叶季壮与红七军到赣县沙地镇。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在镇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决定将赣南之二十军合编为七军，以充实七军的力量……任务应当是以湘东南为后方"、"以恢复赣西南为根据地”。（《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1931 年5月14日）。
根据中央指示，7月13日，叶季壮随红七军由兴国县良口渡过巍江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准备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7月13日，叶季壮随红七军到兴国县城，受到盛况空前的群众夹道热烈欢迎。翌日，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又召开万人大会欢迎含叶季壮在内的红七军。7月22日，叶季壮随红七军在雩（于）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师。
会师后，红七军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领导。叶季壮立即紧张地投入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与主力红军，粉碎敌军进攻。这时，富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叶季壮被调到中央红军总司令部担任后勤工作，但仍在红七军任原职。7月，蒋介石纠集30万多兵力，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任第三次"围剿"总司令，聘请了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红七军是中央红军一部分，叶季壮一方面协助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后勤部领导人做好中央红军的后勤供应工作，另一方面又到红七军与全军将士一起，参加围歼敌上官云相师、郝梦麟师、毛炳文师的作战。能攻善战，英勇顽强，军官身先士卒，战士视死如归，是红七军的军事特色之一。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由于遵照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作战，如虎添，红七军的优良素质都充分显示出来了。在莲塘对敌上官云相师作战，叶季壮随红七军对还继续顽抗的敌军，远的就以步枪、机关枪射击，近的用刺刀捅，"一个拼一个的，一个拼两个、三个的，越拼越猛，越拼越勇”。总前委委员，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从望远镜里看见拼刺刀的壮烈场而，忙问身边的参谋：“拼刺刀的是哪个部队？”参谋说是红七军。彭德怀十分高兴地赞扬红七军说：“行呀，广西兵、猛似虎，精似猴！"（欧致富回忆：《红七军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则”中》含季壮在内的红七军这种勇猛善战的优良战斗作风，很受中央红军领导人之一、红三军团首长的赏识和赞扬。随后，叶季壮在中央红军，有时在红七军亦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这两次反“围剿”作战，均粉碎了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攻，胜利地保卫了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和中央苏区。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红色首都瑞金胜利召开。红七军派出张云逸等五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会后，叶季壮听说：张云逸、韦拔群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为了表彰红七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鼓励红七军指战员继续努力奋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会上，亲手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一面。授旗前，毛泽东主席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当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取得多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时，赞扬红七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来到中央苏维埃地区后，立即参加了反“围剿”的多次战斗，为保卫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希望红七军今后发扬革命精神，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为继续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而努力奋斗。（姜茂生回忆：《毛主席授旗红七军》）。这是含张云逸、叶季壮在内的红七军全体将士的光荣，也是含广西、广东的两广各族人民的光荣。
12月，叶季壮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委员，参加开辟会昌、寻邬等革命根据地，并经历过赣州、上饶、崇义、水口、宜黄、乐川等地战斗。在征战途中，他对红七军官兵宣传：红七军由1930年11月自广西河池出发，1931年7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会师，历时9个月，经过桂、黔、湘、粤、赣五省，长途跋涉，边走边打，风餐露宿，忍饥受寒，行程12000 多里，经历大小战斗100多次，冲破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红七军伤亡很大，从出发时7000多人的队伍，到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仅剩下 2000多人了。这是红军的一支基本力量，是革命的精华。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又参加过赣州等地作战许多次，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中央红军领导人的表扬。他们在艰苦的战斗中，在险恶的环境下，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们在我党的阳光哺育下，南北征战，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
七、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政委
1932年9月，叶季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红色首都瑞金，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政治委员。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等同志领导下，叶季壮协助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认真做好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的后勤供给工作。
早在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围攻军总司令蒋介石集中了 63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等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口号，采取杀光政策，声称“这次围剿的成败，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失键”，疯狂进攻苏维埃区域。叶季壮按照过去在红七军筹款经验，并根据中央革命根据地特点，积极筹集工商税、农业税等各项收入，供给中央红军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左权等）、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杨尚昆）、红五军团（领导人董振堂、朱瑞、刘伯坚）等红军部队。红军用大兵团伏击战，在宜黄歼敌李明、陈时骥两个师，后又展开田歼战，歼敌萧乾一个师又另一个营。叶季壮听到捷报，在中央军委总供给部，赞扬中央红军打得英勇，并鼓励总供给部人员继续做好后勤工作。
随后，叶季壮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政务处处长兼组织科长和总政治部直属党总支书记，集中精力，重点做好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的履历表档案工作，建立了干部档案管理。他还协助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做好政治宣传、教育工作，鼓励红军官兵，勇于杀敌，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区，并善于随机应变，保卫自己与兄弟部队，以保护革命力量。
1933年4月，由于中央军委总供给部发生个别工作人员拐款，即巧立名目骗得一笔款就逃跑事件，上级调叶季壮担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政委兼总兵站政委，继续协助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解放后任解放军上将）、中央军军委总兵站部长杨立三、总兵站政委潘自力（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做好红军的后勤供应工作，严格收支手续，防止拐款事件再发生。
1933年8月，叶季壮在中央军委回驻瑞金后，改任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协助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叶剑英、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做好红一方面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以帮助红军打败敌军进攻红色区域。
9月，蒋介石集中50万主力部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叶季壮继续做红军供给工作，以便同敌军作战。同年12月，他任广昌后勤基地政委，在赣西、广昌、南丰、宁都等地继续做好红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以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2月，叶季壮调到沙县收集红军胜利品和搬运敌卢兴邦的枪厂机器，用来充实红军军需品和搬来枪厂机器，增加枪厂的武器生产，以供应红军的军械需要。以后，他又担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政委兼归化基地政委。他一方面做好红军总供给部政治工作，勉励工作人员切实做好后勤供给，同时又做好归化基地政委的政治工作。4月，广昌附近战斗十分紧张。叶季壮被调到这一带头陂基地任红军司令员。他按过去在红七军，在中央红军作战的经验，率领这个地区红军，粉碎了敌军的进攻，保卫了广昌这个广大地区。
5月，叶季壮在担任头陂基地红军司令员一个月后，因工作紧急需要，再被调回中央部门，担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他负责的担子加重了。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领导人兼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王稼祥、中央军委副主席项英领导下，叶季壮愈加认真做好红军的供给工作。叶季壮还与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顾作霖，先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贺昌、杨尚昆（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卓然、中央军委组织部部长李弼廷、中央军委宣传部先后任部长的张如心、陆定一（解放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动员部部长罗荣桓（解放后任中国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青年部部长肖华（解放后任解放军上将、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邓小平（解放后任全国政协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肖向荣（解放后任解放军中将、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滕代远（解放后任中国铁道部部长）、中央军委总兵站站长杨立三、政委潘自力、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等合作，共同做好中央军委及中央红军的后勤供给工作。
在多年担任中央红军后勤领导工作历程中，叶季壮时而在中央红军领导机关任总供给部负责人，时而到红一方面军或某个大地区基地任红军司令员或总兵部政委。他无论到哪个部门或哪个地方，总是克服了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万重困难，筹到了大量钱财和物资，保证了红军的不断壮大与会师后红军的紧急需要。早在江西宁都起义之后，叶季壮任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时，红五军团会计科科长耿万福曾到中央红军总供给部，联系有关工作问题，同叶季壮有较多接触，深深感到叶季壮待人热情，和蔼可亲，没有官架子，和普普通通的干部战士一个模样，不知道他是高级干部的话，还以为他是一个一般的管理人员。当时，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参谋长郑如岳、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供给部部长胡南生等委托耿万福到中央红军总供给部要一些修理枪械的工具，因为在反敌军多次“围剿”中，红五军团的炮、机关枪、长短枪等武器损坏特别严重，有时打一次仗，武器几乎坏了50%左右。武器坏了，经常没有许多新武器的补充，就要修一修已坏了的武器，修好后准备继续使用，但由于军团供给部的修理工具十分缺乏，建议总供给部提供。叶季壮回答说："我这里哪有啊！"耿万福心想，那么大的一个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难道连个修理武器工具都没有？就顺口说："让我到仓库看看吧。"耿万福说这句话后，立刻感到后悔，因为自己是个下级工作人员，要查看上级领导机关仓库，实实在在有些不妥，但一时性急，脱口而出，感到会挨批评。但是，叶季壮宽洪大量，笑容满面地笑呵呵地回答：“你这个人真怪呀，我说没有就没有么。你要进仓库看就随工作人员去看好了，反正我那个仓库也不怕别人来看。"
耿万福到仓库一看，原来是一个大型简易棚子，内有一些红军蒇帽用的斗笠等物外，其他工具都没有，还比不上红五军团的仓库的物资多。叶季壮问：“怎么样，这下放心吧！”耿万福深感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叶季壮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离开仓库，叶季壮与耿万福边走边谈如何做好后勤供应工作，那股亲热劲头好像是多年老朋友似的。他问耿万福是什么地方人？过去干什么工作？从前方打仗到后勤供应，无所不谈。叶季壮还说：“万福同志，别看我们是总部，可穷得很哪，问我要东西没法给你，只能给你们出些点子。咱们红军刚刚组建起来，部队又分散，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吃的，穿的，用的，都要靠各部队自己搞。主要是从敌人手里夺，有条件的也可以自己造，自力更生。总部是个空摊子，不仅不能给你们什么东西，有时还要靠你们支援哩！”叶季壮告诉耿万福，当时常常打仗，武器损坏情况确实严重，若不及时修复，势必影响红军战斗。叶季壮请耿万福转告军团首长，可以派少数人到城里去买修理工具，还要发动广大干部战士想办法，人多主意多，不愁问题解决不了。
叶季壮确定了红军后勤供应保障的基本原则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条基本原则，不光在物质匮乏的困难时期应当坚持，就是在物资条件较好的时候也应当坚持。叶季壮经常强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红军在艰苦年代坚持了，今后应当永远坚持，丢掉这一基本原则，就是丢掉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我们万万不能丢掉这条基本原则，必须继续坚持下去。
叶季壮是我国人民军队后勤建设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已经在红七军担任后勤工作领导，后到中央红军担任后勤领导工作。他担任中革军委、中央红军总供给部负责人时，正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盛行之时，也是中国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浊浪甚需尘上之时。中国敌军总司令兼担任多次“围则”我军的总司令蒋介石亲自出马，前后调集百万大军不断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后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央红军以及各军团红军的生活万分困难，所需的各种军用品、物资和武器装备等，都是靠各支部队自己筹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队就多一些，有些部队则少一些。叶季壮紧抓后勤建设。为了保障战争的需要，做到互通有无，他建立起整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供给制度。在当时物资供应十分困难条件下，他首先制定了部队的供给标准，规定吃粮，前方每人每日一斤半，后方一斤，机关半斤，生活津贴费，有就发，没有就不发，最高时每月也不得超过两元；连队要从每人每天二角的伙食费中，每人每月节约五，六角钱作为零用费。衣服是有啥穿啥，有什么布料就用什么布料做，没有年限，一直穿到不能穿为止。叶季壮再三强调，所有人员都要廉洁奉公，不准多食多点。在他的倡导下，各部门建立了严格的预算，决算制度。各部门、各军团都要按期向总部报帐。报帐时，他经常亲自审阅，看得很认真，很仔细，对每笔较大的收入和支出，都详细问清楚来龙去脉。当他看到报来的帐目都清晰明瞭了，对他的提问都能对答如流时，他非常高兴。
叶季壮十分关心同志，关心群众生活。江西食粮，因盛产大米，部队吃米较多，吃面较少。叶季壮知道耿万福是北方人，喜欢吃面。有一次报帐完毕，叶季壮请耿万福吃面条，边食边谈，了解情况。他问耿：“你学过财会吗？”
耿答：“没有专门学过。曾经在冯玉祥（国民党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的某集团军总司令）办的军官学校当几天军需主任，跟着学了点财务知识。以后一直在二十六路军做军需工作，慢慢摸索着干的。”
“噢，难怪你们的帐管得这样好。”“看来还是要学一学的好。”
吃完面条，叶季壮与耿万福一起出外散步，看到秋日的南方，百花争艳，满山遍野，郁郁葱葱，满怀深情地说：反动派之所以不得人心，就是因为他们搜刮民财，贪污腐化，挥霍无度。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解放的。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决不允许贪污、腐化之事发生，特别是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管钱管物，更要廉洁清白。除了在思想上根除邪念之外，还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帐记好、管好，做到每一笔收入，每一项开支都有根有据，经得起检查。管好帐也是一门学问。你要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叶季壮是这样严格要求后勤财务人员的。他本人也起模范带头作用，坚持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绝不多食多店，绝不贪污腐化，受到同志们异口同声赞扬。
叶季壮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不少后勤人员未学习过财经会计供给后勤等方面知识，于是决心培训这个领域的专门人才。
随后，按叶季壮提议，中央决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创办了供给学校，举办会计人员训练班。叶季壮亲自到学校，到训练班讲课，为人民军队培训了大批财务会计，后勤工作人才。这就充实我军后勤战线的骨干力量，为完成后勤保障任务起了巨大作用。（耿万福回忆：《回忆叶季壮同志》）。
在经济来源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叶季壮在部队中还开展节约粮食、经费的活动，获得显著成绩，一方面减少了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培育了官兵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的高尚精神。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些兵工厂设备较差，制造的子弹质量不够高，自造的土炮、土枪质量不够好。叶季壮认真抓了兵工厂的整顿工作，在设备简陋、器材不足的情况下，发动全部军工人员，开动脑筋，多想办法，克服困难，制造了大批长短枪、土炮等武器和大量枪炮弹与 3000 多枚炸弹，从而保证多次反“围则”战争和长征初期武器弹药的使用。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赞扬这是红军兵工生产有史以来“空前的成绩”。
叶季壮不光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红军的兵工生产和后勤供给工作，还十分注意执行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1934年，他早年的同乡同族同窗挚友叶肇，当时担任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部队的第二师师长，奉令到江西兴国附近地区进行"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叶肇曾以宗族兄弟同学情谊，挥笔致函送叶季壮，劝他早日离开中共领导的红军，以族兄弟关系，答应给叶季壮以高官职务和薪金丰厚的经济待遇。但是，叶季壮是一位品德高尚的红军高级干部，毅然决然拒绝名利引诱，亦写信答复叶肇，劝他归顺中央部队，中共保证不会亏待他。因两人立场、观点不同，谁也劝服不了谁。结果，依旧是各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中共新兴县委党史办公室关于叶季壮与叶肇互助争取问题的调查讯问纪录资料）.
叶季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做好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含红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七军团、八军团、九军团）等各部红军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1、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的领导：2、中央革命根据地各地的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征收的工业税、农业税、商业税等税收；3、红军各部门自力更生生产的经济收入：4、击败敌军收缴到的军用品、日用品、粮食、武器、枪支、弹药等：5、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没收反革命官僚反动政府的财物；6、获得各军团军团长、政委以及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红三军团供给部部长周玉成、红五军团供给部部长胡南生、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镕等各部红军供给部同志的鼎力支持，友好合作，共同努力，才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
八、参加轰动世界的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胜利，不得不举行轰动世界的长征。长征初期，叶季壮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党委委员、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被编入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红军总供给部、中央政府卫生部、红军大学、中革军委第二局等部门组成的中央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在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副司令兼副政委邓发、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邵式平等率领下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刚肇始，因“左”倾领导采取逃跑主义的退却方针，实行大搬家，中央红军辎重臃肿，行动较慢，征途中又被强大敌军围追堵截，部队逐步减员。叶季壮在征途中经历无数艰险，战胜了来自敌军与自然界等方面困难。10月下旬，红军前锋部队摧毁了敌人在江西信丰与安远之间建立的第一道封锁线。叶季壮每到一地，为解决部队在大转移中的后勤供给，费尽心血，亲自组织后勤同志筹粮筹款，将没收敌政府、官僚、土豪劣绅与缴获的敌军用品、物资分到各部门去，或直接到圩镇县城购买物品，供各部所需。
中央红军冲破敌人在广东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当红军由江西经广东向西转移期间，叶季壮的长兄叶洁芸时任国民党广东开平县县长，曾托人送500元大洋给叶季壮应用。叶季壮十分感谢胞兄雪中送炭的援助，收到款后，将扫数银元捐给中央红军。新兴故乡父老乡亲将叶洁芸、叶季壮兄弟情谊，比喻为"不曾破裂的国共合作"。
红军攻破敌在湖南宜章建立的第三道封锁线。叶季壮在供给部门对同志们说：“红一、三军团带头打先锋，为我军开辟了前进道路。我们应感谢他们。并继续做好后勤工作，援助他们挺进时获胜。这时，为了轻装前进，叶季壮支持后勤部门将一些不必要的书丢掉或烧毁。
敌在湘江沿岸边驻有40万重兵，并有飞机助战，建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在江边全开中央红军。为此，红一军团打先锋，红三、八、九军团作掩护。叶季壮和中央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作后卫，冲破敌军陆水空封锁线。敌飞机投弹。叶季壮说：不要怕，我们溯江边而下，到另一处浅水地方，涉水强渡湘江。一些同志被敌飞机炸死，但绝大多数胜利渡过了冬天水稍浅的湘江。
11月下句，叶季壮随红军冲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后，来到越城岭。这座山横亘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之间。在群峰中，有一高山雷公岩。山很陡，上山30里，下山20里。叶季壮与后勤部登山了，晚上黑暗，红军找些竹枝，点燃火把，夜登山峰。把光与天上的星星闪耀的光互相辉映，星火闪闪，蔚为壮观。
叶季壮随红军爬山，再沿山路前进。突然听到命令，就地休息，明天再上山。这些山路仅有二尺宽，难睡，如不小心，就会跌落深谷。他看见红军有办法，身上包着毡卧在地上。半夜深冷，他与同志拾些木柴堆起来，燃烧取暖，渡过寒夜，翌晨继续登山、下山。天明，炊事员送饭来，叶季壮与同志们感谢这些同志辛勤劳动，保证大家吃饱再继续前进。
叶季壮随红军到达苗山。该山群峰重重，林木茂盛，苍翠碧绿。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前，叶季壮对供给同志说：因历代反动派的残酷统治，苗胞很怕汉人。我军到苗族地区，要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贯彻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我们可以顺利过苗山。
红军到达龙坪镇。夜深时，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住房背后的房子突然发生火烧。北风呼呼的冬天，烈火烧毁了房子。随后，叶季壮对同志们说：反动派以钱物收买了坏人，纵火焚烧，嫁祸说红军放火，妄图挑拨少数民族反对红军。幸好国家保卫局长邓发与红军逮捕了三名纵火坏人，按法律给以严惩。这就粉碎了反动派阴谋，使苗胞拥护红军。
12月，叶季壮随红军到贵州的剑河、镇远等地，看见一些贫苦挖煤工人求乞说：红军先生给个钱吧。他了解到原来贵州大军阀王家烈，征收苛捐杂税，使工人生活异常艰苦，才出现这事。他鼓励工人要团结起来，反对苛税，争取好一点生活。
12月29日，红军占领瓮安县城。叶季壮随总供给部人员到该城，立即筹粮款送红军各部。
1935年元旦，叶季壮与中央军委红军在瓮安县城欢度节日聚餐。总供给部人员给每个红军大单位两头猪肉，还有羊、鸡肉，请穷苦工人一起来聚餐。工人们说：红军先生，如果不是你们来了，我们连饭也吃不成哩！还有这样聚餐吗？叶季壮每到一地，都与红军官兵与当地群众密切联系，使他们对我党我军留下好印象，拥护我党我军。
叶季壮随红军到乌江。1月2日，红军强渡乌江登岸。敌军的"双枪兵"（贵州第二号军阀侯之担的士兵有步枪和吸鸦片烟的烟枪各一支，被群众称为“双枪兵”）失败逃走，对群众说：红军的手榴弹真厉害啊！一打就打死几个人。我们只有快走。叶季壮号召总供给部向作战红军学习，务必做好后勤工作。
1月中旬，遵义会议结束后，叶季壮听了会议精神传达，坚决拥护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与中革军委第四局合并，叶季壮任中革军委第四局局长。他向原第四局局长宋裕和请教，如何做好第四局工作，主要任务是既要带领全局官兵做好战斗工作，另一方面则要做好后勤工作，以保证红军作战胜利和做好供应工作。叶季壮接受新任务，率领中革军委第四局官兵沿途一边作战，击败敢于来围堵追截的敌军，一边亦要在沿途筹集资金与物资，供应有关单位红军使用，以便歼敌。
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林伯渠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任军需处处长，任务是筹款筹物，供给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使用。随后，叶季壮与红军军实处官兵越过大雪山——梦笔山，看见终年积雪，白皑皑一大片，有时还遇强风、冷雨、冰雹袭击，到达宿营村庄，仍筹粮供红军食用。7月，他与部队到黑水、芦花割麦，筹备粮食，当地藏民听反动宣传已走光。他与红军留下银元作代价，务使群众受益，坚决做到买卖公平。
8月4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松潘县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重中坚持正确的北上方针，决定仍用第一、第四方面军番号。一、四方面军兵分两路继续北上。叶季壮坚决扣护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决定，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北上抗日。叶季壮这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先造工作团主任，在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解放后任元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参谋长叶剑英（解放后任元帅、中共中央耐主席、全国人大常会委员长）指挥下，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第四军、第三十军、中央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等一起北上抗日，担负先行北上的光荣职责。
叶季壮率领先遣工作团离毛儿盖后，进入大草地，只见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遍地长满青草。一些地方水深及膝，似是水乡，水呈淤黑色、有毒，不能饮。若饮，腹部浮肿而死。一些清水，则可饮。草根连结，人行在上面，宛如踏"浪桥"，软绵绵。叶季壮早听人介绍，行草地要格外小心。极个别战士陷于深泥中，只好由其他同志拉起来。叶季壮手持竹棍，探索前行，沿途下大雨，军衣湿透，到宿营地则找些竹木柴，烤干再步行，幸有藏民作向导。个别红军体弱，冷至发抖，卧下长眠。叶季壮对过雪山、草地牺牲同志均鞠躬致哀，然后继续带领部队前进，在草地行了七日才完成这段艰苦路程，到班佑。他得知前线部队击溃大军阀胡宗南的部队，获过草地后首次胜仗，无比喜悦。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与右路军在四川巴西等10 天，仍未见第四方面军领导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到来。叶季壮后得知：张国焘要分裂党，分裂红军，不来与红一方面军再汇合前进，向四川南下，另立中央、中央军委，他自己任领导人。叶季壮在先遣工作团严肃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与红军的错误，然后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率领的北上先遣支队（陕甘支队）北上。9月，叶季壮在四川俄界，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传达，明确了北上方针。叶季壮对先遣工作团官兵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派军队强占我国神圣领土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野心仍未满足，到1935年又派兵侵入华北，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河北省部分地区建立日伪政权，妄图灭亡我国。我们北上，就是先到西北的甘肃、陕西，可能再到华北，挽救祖国的危亡。接着，叶季壮率领先遣工作团干部、战士沿白龙河前进，途中经四川栈道。他看见栈道是建立在悬崖山边河面上。群众在岸边用大木椿钉在人工打好的石孔内，再在每根木椿之间铺上木板，宛似木桥一样。敌人把一些木板抛下河里，或拔掉木椿丢掉。红军只好再砍树木，重打木椿，铺木板继续步行。叶季壮与先遣工作团先过栈道，到达麻牙寺。再步行到哈达铺、通渭古城、六盘山、铁脚城，到达甘肃、陕西、宁夏三省边陲的老爷山。10月，叶季壮与先遣工作团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对镇干部讲了红军后续部队将陆续到来，希望做好食、住的安排。他在镇内看见街上有“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深感这里干部、群众觉悟高，为中央红军到来己做了一些准备。
11 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是中共中央书记、中共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组长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后方勤务部长杨至诚、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叶季壮再任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后，与后方勤务部部长杨至诚紧密合作。在新的情况下为中央红军领导机关，第一纵队即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即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第三纵队即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做好后勤。中央红军队伍庞大。叶季壮与杨至诚分别做好前线与后方的后勤供给工作，保证这支历经千辛万苦长征25000里到达陕北各县市的红军大队伍能有地方住、有饭吃、有军衣穿，有交通车辆，有马匹等交通工具联系运输军用品。由于有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扩大至陕（西）甘（肃）宁（夏）边区，革命根据地财政收入较长征期间大有好转。叶季壮亦努力工作，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叶季壮从参加广西百色起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长征，到达陕西，职务有十多次变动，有升有降，可是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以党的事业第一，革命工作第二，人民需要第一，自觉做到能上能下，坚决服从上级分配，二话不说，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下去，完成组织下达的多种任务。
1936年9月，叶季壮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长兼总供给部长。像不少红军领导干部一样，叶季壮在20多年革命斗争，游击战争，革命战争历程中，未能原配妻子陈氏在身边参加艰苦残酷的战争，留妻子长期在新兴。陈氏是一个贤妻良母，长期与家人生活在农村，与故乡村里同族亲人，左邻右居均相处融洽。她目睹叶季壮长时间在外工作，还常常挂念抚育过自己成长的奶妈。随后，叶季壮在外进行革命游击战，未能照顾老人。陈氏遂将叶季壮的奶妈作为自己的妈妈那样尽孝照料。每逢节日，如春节过年，她常常惜儿子探访奶妈，为叶季壮尽孝心，被故乡父老传为佳话，后因病逝世。但是，叶季壮长期在外省从事革命战争，与故乡信息联系中断，不知家中亲人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经党组织和上级同意，叶季壮于1936年冬与红军女战士马禄祯经恋爱后结成夫妻，成立新型革命家庭。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按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先后到西安和平谈判，处理事变事宜。当时，按组织指示，叶季壮曾到西安等地，做后勤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同国民党高级将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军需后勤部官员交朋友，1937年4月，开辟了一条由国民党统治区输送物资交通线，直接运送物品到陕北，使中央红军急需的军用品获得了解决。
12月，叶季壮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部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在中革军委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领导下，进行红军的供给工作，并与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军委组织部长谭政、宣传部长徐梦秋、统战部长肖向荣、总卫生部长贺诚、总兵站部长杨至诚、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恒等合作，做好军委各部和抗日红军的供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