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一、新中国首任贸易部部长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叶季壮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党组书记、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协助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政务院（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政务院（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后任副总理），贾拓夫、曾山等同志抓财政经济和中国商业贸易工作以及对外贸易工作。
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反动派的长期腐朽统治，当时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钢减少83%，煤减少48%，棉花减少48%，粮食减少了25%。经济上通货膨胀，使群众生活困难，城镇有大批失业工人，农村有4000多万灾民。国家财政收入较少。这就造成了财政收支不够平衡。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交通不顺畅，造成城乡贸易不够发展，有时甚至停滞。一些投机者乘机扰乱市场，破坏金融管理。国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叶季壮与中国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后任副总理）沙千里、雷任民，协助总理周思来、副总理陈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后任副总理）、马寅初、李富春、贾拓夫、曾山、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薛蓉桥等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物价。1949年至1950年春，投机者利用暂时困难，先后掀起四次物价大涨风，给工农各业生产，城乡物资交流，贸易和群众生活造成很大困难。这是一场重大的斗争，当时采取的措施是：
1.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城市恢复工业与交通，在农村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并在水利、农业技术上给农民帮助。2.加强金融管理，查封了搞金融投机的上海"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极少数投机罪行严重者。
3.控制主要物资，集中在国营公司抛售纱布等重要物资，使物价迅速下降，初步稳定了物价。
4.统一全国财政经济。新中国建立后初期，全国各省各地区市场，有几种货币流通，即人民币，银元（含孙中山、袁世凯头像银元和各类银元），一些省区发行的地区货币，香港币等，严重影响贸易事业.为了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1950年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陈云主持会议。叶季壮在会前建议召开这次会议。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政经济。3月，政务院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内容有三；一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集中使用于国家主要开支，以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二是贸易方面，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所掌握的粮食、纱布、工业器材等重要物资，从分散转为集中，以保证市场供应：三是金融方面，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把分散在国家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以避免社会上过多货币的流通，市场交易以人民币为折算，其他货币应到银行兑换后以人民币作市场交易，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统一全国财政是当时一项基本决策，对于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据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中国贸易部长叶季壮等建议，中央人民政府还加强了征收工商税和农业税，发行了公债，节约支出，并储存了大量粮食、棉花和纱布，缩减了货币流通量，从而使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从而抑制了通货膨胀，金融物价趋于稳定，标志着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叶季壮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同志都为经济好转出过力，深深为此感到高兴。
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会面，商谈中苏有关问题。周恩来、叶季壮、汪东兴、师哲、叶子龙、陈伯达等先后到达莫斯科。在苏联期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缅希柯夫、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曾来迎接。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中苏两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数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斯大林颂扬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两大阵营力量的对比"，希望中国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中苏双方谈判，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条约六款，有效期30年；接着谈判中国东北境内的中长路问题。中长路是沙皇俄国 1896 年同清朝政府大臣李鸿章签订密约取得筑路权而在东北修建的，包括"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1904 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去了"南满铁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又把“中东铁路”折价卖给了日本。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本应收回中长路的主权。但苏联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雅尔塔协定秘密条款，在1945年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协定中，苏联取得了"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说中长路是苏联驻中国大连的旅顺军队交通线，未交还给中国。这次谈判决定1952年底归还中国。在1950年至1952年过渡期内，中长路局长由中方担任，副局长由苏方担任，股额各为一半，正副局长定期轮换担任。
中苏谈判关于旅顺口问题。抗日胜利后，苏联在旅顺口驻有军队。经过谈判，苏联撤军日期不迟于1952年底。至于大连，抗日胜利后，按有关协定，苏联在大连有行政管理权。苏方初时认为应保持自由港，待缔结对日和约签订后再处理。中方提出，早在中国解放前，大连已建立中共组织和人民政府。苏联保证将大连行政管理权并将其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交中国政府接管。
根据毛泽东提议，把中长路，旅顺和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苏方同意。
关于贷款问题，毛泽东主张多借不如少借。中方提出3亿美元，3年内还清。斯大林说，偿还期3年太短，可延年为10 年，并在利率上给予优惠，年利率1%。苏方在贷款谈定后要求中方提供苏方所缺少的战略原料钨、锡、锑，偿还贷款。中苏双方签订了一个秘密议定书。此外，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移交中方。
经过中苏 20多天的恳切、友好的谈判，在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给予中国贷款的协定》。当天晚上，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庆祝毛泽东主席访苏联成功和中苏条约等三个协定签订。斯大林破例地出席了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叶季壮、汪东兴、陈伯达、师哲、叶子龙等出席了宴会。周恩来发表了热情、动人的祝酒词之后，斯大林即席致词，热情赞扬了中苏友好兄弟情谊。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祝中苏友好万岁！宴会持续到午夜，尽欢而散。
在苏联期间，同年1月14日，叶季壮曾陪同毛泽东主席等由莫斯科乘火车兴致勃勃地前往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等地参观访问。
在前苏联几个月期间，叶季壮除了参加会议外，还利用时间，同前苏联属下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爱沙尼亚等15 个国家的华侨、华人座谈，建议他们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支援祖国各项建设，振兴中华。
2月17日，叶季壮陪毛泽东、周恩来、汪东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乘火车回国，沿途经过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大站，都下车参观，受到当地苏联俄罗斯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和热情的接待。2月27日，进入祖国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受到省市领导人张策、饶斌等同志欢迎，随后参观了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同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后任松江省政府副主席（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九个省仍建立为原来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的李延禄，简谈别后近况，共叙友谊。叶季壮听毛泽东主席对李延禄说：要下功夫写东北抗日联军历史，成绩不要抹煞，缺点也要写，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好处。叶季壮听后，深深感到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保存革命历史资料，以便鼓舞当代及下一代人继续保持革命传统，为振兴祖国而奋斗。
叶季壮陪毛泽东等同志由国际旅行社返住地。毛泽东接见了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和哈尔滨市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个别同志问：毛主席由苏联回到哈尔滨，路途漫长，一定很累了吧？毛泽东幽默地回答：不累，我是坐牛车来的（当时火车很慢，由莫斯科到哈尔滨行程10天）。叶季壮与在座同志听到这里都笑了，气氛很轻松。叶季壮还听到毛泽东说：这次到苏联去就是学习，但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还得靠我们自己来摸索呀！你们请资本家到黑龙江哈尔滨来办厂。他本人愿意，对发展我们的地方经济有好处，这何乐而不为呢？目前哈尔滨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城市规模还不够大，要把哈尔滨建设成为工业发达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叶季壮听后，倍感毛泽东万分重视发展经济，给自己以很大鼓舞，决心今后要努力发展经济，使人民群众富裕起来，使祖国强大起来。
2月27白晚上，叶季壮陪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出席松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机关举行的便宴，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访苏联归来。毛泽东、周恩来、叶季壮、汪东兴、师哲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等出席了宴会。当时，越南人民正在进行抗法斗争。毛泽东在向胡志明敬酒时说：打老虎一定要打到底哟！叶季壮深感必须反抗帝国主义，才能取得民族独立，国家才能振兴起来。
宴会结束后，中共松江省委、哈尔滨市委领导人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并亲切地问：你们说要写什么呢？我们省、市委请主席给指示方向。叶季壮看见毛泽东拿起一支毛笔，沉思片刻，挥笔疾书，为松江省委写下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学习"、"奋斗"；为哈尔滨市委题写了"发展生产”：为正在召开的哈尔滨市第二届青年团代表大会题写了“学习马列主义”，还为《松江日报》题写了报头。省、市领导人还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笑笑说：能把这些做到就很好了！
叶季壮目睹毛泽东题词全过程，受到深刻教育，决心不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多办好事，同时还要继续学习，努力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翌日，叶季壮陪毛泽东离开松江省，只见松花江水奔流不息，深感毛泽东虽然离别这里了，但毛泽东的嘱咐和题词，却长留在广大人民心中，也留在自己的心坎里，永远鼓舞着自己要虚心学习，奋勇前进，为祖国为人民谋利益。
3月4日，叶季壮陪毛泽东、周恩来返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等访苏消息。按党中央、国务院指示，前苏联贷款的用在国内建设，其中一部分由在东北建设。叶季壮参加这些企业建设，以促进我国工业、农业、商业等事业的发展，并与苏联加强贸易，促进中苏贸易事业的发展。
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基本统一后，叶季壮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说：1950年春以后，国民经济出现了新问题。许多私营工商业突然萧条，工人大量失业。同年第二季度，仅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等 10 个大城市统计，私营工商业开业仅5903家，歇业的12750家。全国29个大城市中，失业、半失业的工人达166万人。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展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以促进农业发展，大量节减行政费用开支，对城市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一方面发展国营（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对私营工商业，通过加工、定货、统销、包销等方式，把它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其按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同时，国家在价格政策、营业范围和税收政策方面给他们以出路，使他们营业有利，以鼓励他们经营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调整负担，工商业方面，货物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工商营业税改为依率计征，盐税税率改为减半征税，大大减轻了广大群众负担，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恢复国民经济。调整劳资关系，资本家必须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工人向资本家提出的要求必须实事求是，以达到劳资两利，并用协商解决纠纷。
经过调整，叶季壮对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同志说：1950年下半年，全国市场出现了健康发展的局面：一方面，国营经济得到发展；另一方面，私营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发展。1951年同1950 年相比，私营工商业户增加了 11.9%，生产总值增加了39%，商业零售增加了36.6%，为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后，叶季壮继续加强开展中外经济贸易事业，进一步促进各行业生产的发展。
1952年，叶季壮在政务院（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对战友说：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国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827.2 亿元，比 1949 年的 466.1 亿元增长了77.5%，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1950年至1952 年，国民经济的恢复以每年21.1%的速度发展。这是历史上空前的。它提前完成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
同年，叶季壮对工商界同志说：由于坚决地执行了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195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了343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145%。生产资料产值增长了2.3倍，消费资料的产值增长了1.1倍。
叶季壮对交通运输业同志说，从1949年到1952年交通运输业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三年内共修复铁路1.2万多公里，新建了米睦、成渝（成都至重庆）、天兰（天水至兰州）等三条铁路线达1.26万公里，比1949年增加了11.5%。修复了公路3.26万公里，新建了1.1万公里。内河航运、民用航空等也都得了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业贸易的重大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都有重大的意义。他还说：全国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把中国国民经济，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上，转移到了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主的轨道上来。
二、发动华侨为祖国革命与建设贡献力量，努力为侨胞服务
早在1912年，叶季壮在广东省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读大学时，与华侨同学赵廷谦（赵慕韩）、赵廷耀两兄弟是同班同学，住同一间宿舍，彼此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结成了莫逆之交，世交之友。通过与赵廷谦、赵廷耀兄弟俩的多年促膝交谈，叶季壮了解到华侨华人在外国艰苦创业，赚了钱回国投资创办实业的一些情况。
1917年，叶季壮得华侨子弟，老同学赵廷谦、赵廷耀两人的帮助，到广东最大侨乡江门市《四邑平报》社工作，后任《四邑平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他通过赵廷谦、赵廷耀的介绍，得知座落该市竹椅街的《四邑平报》社社址和报社全部机器等设备均依靠赵廷谦两兄弟的父亲在国外办企业，千辛万苦赚了钱，汇返江门给赵廷谦兄弟创办《四邑平报》的。从此，叶季壮尊敬、钦佩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大洲各国艰辛创业和热爱祖国，投资回祖国创办企业，支援祖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爱国主义精神。随后，他还获悉，江门市先含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即四邑，后增加鹤山县，成为五邑。江门有300 多万人在市内建设，另有300多万人在海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德、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世界各国参加建设，是广东最大侨乡市。江门华侨、华人有热爱伟大祖国，热爱广东、热爱江门的革命精神，在外国挨饥忍饿，艰苦创业，辛勤劳动，积赚到一笔款，就返祖国各地，特别在江门创办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运输等各业。江门市台山华侨陈宣禧个人就创办了新宁铁路（即宁阳铁路，由江门市经新会等地到台山，抗日时被毁）。华侨、华人在江门、开平、台山、新会、恩平、鹤山还建了许多企业、码楼，中外特色的侨房、道路、桥梁、医院、学校等许多建筑物，还无偿捐款办了许多公共福利事业，善堂等等。他们的奉献精神，都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和赞扬。
叶季壮在江门广泛接触华侨、华人和社会上各阶层人民。他平易近人，善于外交来往，很快就结识了很多朋友。他穿的衣服很特别，有时穿得很醒目，光鲜齐整，有时又穿得很朴素，主要依据不同场合而穿衣。他口才很好，善于外交辞令，讲话有时带点幽默感，又十分风趣。他与朋友、同事议论时事或谈到历史时，讲得津津有味。讲到1900年时，他不讲一九零零年，而是说一九圈圈年，令人发笑。由于他没有架子，华侨、华人、归国侨胞、侨眷和劳动群众、贫苦人民，都喜欢和他联系谈心，有时到《四邑平报》社听他讲国内外大事。有一位侨属，进步教师谭卓三每次带小孩到茶楼饮茶食点心后，路过该报社，总要入社内看望叶季壮，有时仅见面打招呼问好即分别。如两人有事要商议，叶季壮就请谭卓的孩子守在报社门口，并小声说：“如果发现有穿着白衫戴着帽的人在门口巡逻，就赶快入来告诉你爸爸。”（据李吉宁回忆《叶季壮在江门》）。随后，受叶季壮的启发，谭卓三在江门岭梅里创办了一所广善义学，免费招收华侨、华人、香港、澳门同胞、归侨、贫穷劳动人民子弟入学读书。通过广泛联系与华侨、华人和各界群众的接近，叶季壮在江门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广泛越坚实。
叶季壮除了办好《四邑平报》外，在江门还创办了天声通讯社、四邑通讯社和育才中学。他兼任育才中学教师，把立足点深深扎在文化教育和广大群众中。
叶季壮在1917年以后担任《四邑平报》社长兼总编辑不久，据报社发展的需要与香港朋友甘鼎卿的热情邀请，到香港创办了四邑通讯社香港分社。当时，四邑、五邑人在香港很多。该社发表了叶季壮撰写的许多篇关于江门地区新会、开平、台山、恩平、鹤山等地人民在香港从事工、农、商、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金融、财经等方面创业和开拓新业绩等消息。报导招收学生读书。
叶季壮在香港，广泛联系香港、澳门同胞，住在香港或来往于世界各国与香港之间的华侨、华人，与他们谈心，介绍祖国概况并发动他们到江门或到广东等各省市办企业，振兴中华。
1925年6月以后，叶季壮在江门任江门市总工会秘书、江门市总工会领导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江门纠察队领导人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议（驻江门）、中共广东区委巡视员、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巡视员、中共江门支部书记、中共新会支部书记、中国国民党江门市党部常委、组织部长，中共新会县委书记、中共四邑地委书记、中共五邑地委书记，常来往于江门、乔港之间，发动华侨、华人、香港、澳门同胞援助江门以及祖国革命与建设事业。
1927年夏，大革命失败后，叶季壮立即将中共新会县委机关，中共五邑地委机关搬到江门市郊区滘头村华侨、侨胞赵廷谦、赵廷耀兄弟家中，从事地下斗争，继续指挥新会、江门等五邑地区的革命战斗，并来往于澳门、香港等地，发动港澳同胞，华侨援助江门以及广东的革命斗争。
1928年春，叶季壮到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巡视员，到新兴等西江各地，整顿，恢复共产党组织，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创办的省委机关报《香港小日报》总经理兼编辑。叶季壮乍香港期间，发动香港、澳门同胞和华侨继续以人力、物力、时力援助祖国革命与建设事业。
1929年10月，叶季壮离香港，到广西，后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1933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长兼政委：1935年任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长；1937年任八路军后勤部长；后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长；1946年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长；1947年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长；后兼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东北财政部长兼商业部长。他亦发动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子弟为祖国革命与建设服务。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叶季壮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同年12月至1950年3月，叶季壮陪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前苏联参与支持签订中苏友好等协定。在几个月里，他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属下的15个国家的华侨、华人座谈，发动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支援祖国建设，振兴中华，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日益富强贡献力量。
叶季壮返回北京后，继续同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广东广州人，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长，长期坚持国共合作，与叶季壮是老同事），发动华侨、华人、香港、澳门同胞到祖国建设，支援祖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发展，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光荣事业。结果，有些华侨在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办华侨投资公司，生产许多商品，加强经济贸易。
叶季壮关怀华侨、华人、归国侨胞和港澳同胞，赞扬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援助祖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
他对广东江门华侨子弟赵廷谦、赵廷耀两兄弟曾积极以金钱、房屋、企业甚至以农村宿舍作为新会县委、五邑地委办公机关，地下联络点，援助革命与建设事业，长期铭记在心。新中国建立后，多方了解他们的下落，后得到赵廷谦己逝世，赵廷耀则在广州从事西医事业。但是，赵廷谦、赵廷耀兄弟俩在江门创办的《四邑平报》社及有关财产已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反动派没收。为此，叶季壮特写信给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方、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古大存，请他们按华侨政策，解决赵廷谦、赵廷耀被反动派没收了《四邑平报》社等问题。现将有关信件，记述如下：
给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的信
叶主席：
原在江门竹椅街四邑平报社两层洋楼洋房子及全部印刷机器是华侨子弟赵廷谦、赵廷耀兄弟的产业。我在参加革命前，曾任该报社长多年，参加革命以后仍然继续担任社长。由于赵氏兄弟思想左倾，故当时该报实际上做了许多党的宣传工作。1927年“四·一五”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该报没收。当时赵氏兄弟不但毫不抱怨，并且继续帮助我做秘密工作，在广暴前后一个时期我做新会五邑地委书记时，地委机关即设在赵氏家中（江门对河泻头乡）。现查赵廷谦已故，赵廷耀则在广州当西医。拟转令江门市政府查明此事，如房屋机器尚存，即予发还原主，并酌量补助其损失，对于廷谦妻儿及廷耀等，则请在工作与生活上给他们以适当的照顾。此事本应早日报请政府处理，只因出国4个月，回国后又因工作太忙，无暇顾及，以致延迟未行。但此事一日未处理，我的内心总觉得不安。现乘你来京之便，特将情况奉告，所提意见，是否适宜，请予指示为荷。即致
敬礼
叶季壮
（1950）年6月25日
叶剑英接到老战友，中国贸易部长叶季壮来信后，认真处理，在叶季壮原信上写批示：请（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方阅后，转（设在江门市中共）粤中地委妥为处理。季壮所提处理办法，我认为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军区司令员、中南（含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当时仍在北京参加有关会议未返广东。为此，叶剑英在接到叶季壮来信的当天，立即写一信给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古大存。信的内容是：
古副主席：
中央贸易部叶部长提出一宗历史悬案件（原信转上），请阅后，转有关部门处理，并将处理情形，便中转告季壮同志。致以
敬礼
叶剑英
（1950）年6月25日
两天后，叶季壮收到叶剑英在叶季壮原信的批示后，写信给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方、古大存两同志。全文是：
方、古主席：
我有一件历史悬案件，现将原报告及叶（剑英）主席的批词和给古主席的信一并送上，请查阅。为便于你了解与处理此事，特介绍赵廷耀先生趋谒陈述，盼予接见，并指示一切。廷耀先生业医近30年，经验丰富，如有需要，可吸收他到卫生部门工作。廷谦遗下子女很多，如没有职业者，亦请酌量给以职业为荷！
即致
敬礼
叶季壮
（1950）年6月27日
方方、古大存收到叶剑英的信及叶剑英在叶季壮原信的批示以及叶剑英给古大存的信后，迅速即按两信和批示处理，并将有关信件转给中共粤中地委，转交江门市政府有关部门。当时，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古大存主管广东省民政厅等政法部门工作，由省民政厅和江门市政府民政局等部门对赵廷谦、赵廷耀两兄弟在江门市竹椅街《四邑平报》社两层洋房和社里全部印刷机器，和赵氏兄弟在江门滘头房屋折价得出一笔款分别给赵廷谦的遗妻及儿女以及赵廷耀先生。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当时兼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兼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就近安排赵廷耀先生到广州市属下人民医院任医生。对赵廷谦的子女，仍没有职业者，则分别由广州市政府、江门市人民政府介绍安排职业，使他们工作生活有保障。各项安排工作完毕后，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古大存致函告叶季壮同志，叶季壮对上述处理满意。
在此期间，叶季壮还写信给长兄叶洁芸转赵和甫（赵廷耀）一封信。内容如下：
大哥并转和甫兄：
《四邑平报》被封事二十多年以来，内心都有不安。现解决悬案的时候到了，因此，将与叶（剑英）主席商好解决办法。现将我的原报告和叶主席批词及致古（大存）主席的信一并送上，另付上我致方（方）古（大存）两主席一函，请和甫兄持函亲见古主席，请其解决。办理情况如何，请随（时）函告，以便催促。
即侯
吉安
叶季壮
（1950年）6月（2）7日
从叶季壮给叶剑英的信，叶剑英对信的批示以及叶季壮给方方、古大存的信，和叶季壮给叶洁芸大哥转赵和甫的信，充分显示了叶季壮对华侨、华侨子弟、归侨、侨属的万分关怀与周到的处理建议，使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华侨政策得到落实，妥善处理。广东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有2000 多万人，占全国华侨、华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广东广大华侨、华人子弟、归侨、侨属获悉华侨兄弟赵廷谦、赵廷耀的企业家产及人员安排，深受鼓舞，认为党和人民政府确实妥善处理了华侨、华人、归侨、侨属的财产问题。嗣后，一些华侨、华人、归侨、侨属或投资到江门等各地办公司等企业或回到伟大祖国的广东等各地，参加建设，以便促进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在此前后，叶季壮对周围同志、亲属朋友、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华侨子弟、归侨、侨属等各界人士介绍华侨子弟人士赵廷谦、赵廷耀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护法革命时期创办《四邑平报》的光辉业绩。随后，《四邑平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共广东区委、中共广东省委、中共江门支部、中共新会县委、中共四邑地委、中共五邑地委宣传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阵地，经常发表工农兵青妇学商革命运动消息，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经常以合法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直接或间接地宣传革命思潮。与此同时《四邑平报》社日益成为中共江门党组织，中共新会县委、中共四邑地委、中共五邑地委的联络据点与领导机关之一。叶季壮任《四邑平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近十年，以此为职业开展革命工作，并得到赵廷谦、赵廷耀兄弟俩的鼎力支持与信任。赵廷谦、赵廷耀对革命事业，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表同情和支持，并与叶季壮结成深厚情谊。由于赵廷谦、赵廷耀的大力援助与出色工作，《四邑平报》社在江门以至新会、台山、开平、思平、鹤山等五邑地区群众中扎下了深根。1927年夏，反动派在江门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那一天，反动武装如狼似虎，气势汹汹地闯入《四邑平报》社。报社全体员工都知叶季壮（当进叫叶兢天）在二楼，但没有任何一人向反动军警告密和宣传，悉由反动军警逐个盲目盘问。不久，一个反动武装正在向报社二楼奔上去。与叶季壮迎面突然相遇。情况万分险恶。反动军警辨认不出他就是叶季壮（叶兢天），竞盘问叶季壮：“你知道叶兢天在哪里？"叶季壮从容不迫，泰然安静地答："在楼上办公"。一班反动军警闻说拥上二楼。就在这一转瞬间，叶季壮在反动军警眼皮底下英勇脱险了，快步走出报社向横巷转移。随后，赵廷谦、赵廷耀的报社及财产被敌封闭及没收了。叶季壮离开报社后，立即跑到赵廷谦、赵廷耀的江门市滘头乡家乡。当时，反动派通缉叶季壮。赵廷谦、赵廷耀腾出自己故乡的宿舍住房，给叶季壮住宿，并提供安全环境，使叶季壮以这里为秘密机关，继续领导江门新会、开平、台山、恩平、鹤山地区及五邑地委开展地下战斗，进行革命斗争，反击敌人。赵廷谦、赵廷耀这种革命情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非常感人的。华侨及其子弟援助革命事业。叶季壮永远不会忘记，并积极为华侨、华人、华侨子弟、侨眷服务。
1952年，叶季壮任中国外贸部长。同年，他到尚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锡兰（斯里兰卡）国首都科伦坡进行外贸工作时，亦与这个国家的华侨、华人座谈，宣传新中国将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在海外的华侨应团结起来，爱护祖国，保卫自己正当权益，要发扬爱国精神，同时要增进华侨同侨居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要促进与侨居国当地人民的经济合作与文化合作，促进祖国与侨居国的友谊，要尊重侨居国的法律与当地风俗习惯。在民主革命时期，华侨援助祖国与建设事业，有赤子之心，为中华民族独立，为祖国富强，奔走呼号，踊跃捐款，慷慨捐物，英勇从戎，不怕流血牺牲，不怕倾家荡产，和祖国人民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新中国建立后，希望华侨仍发扬爱国精神，支援祖国建设，或返祖国投资办企业，或以其他方式支持祖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发展.
1955年4月，叶季壮随周恩来总理等到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在会议期间，他曾与印尼首都雅加达，万隆等地华侨、华人谈话，说，辛亥革命时期，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援助孙中山革命事业，支持推翻腐朽的清皇朝的斗争。随后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8年抗日战争，4年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侨都尽力援助革命战争，捐款捐物，促进解放战争获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国家华侨亦援助祖国建设，对推动祖国经济、文化等建设亦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后，希望华侨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继续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援助祖国建设，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在任中国贸易部长3年外贸部长15年期间，叶季壮先后到达过欧洲、俄国莫斯科、亚洲朝鲜的平壤、越南的河内、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万隆、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欧、亚、非许多国家一方面与他们开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同当地华侨、华人谈话，说强大的祖国是华侨的后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全国人民必然维护侨胞的正当权益。我们国家对在海外的数以千万计的华侨是无限地关怀。我们的新的祖国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已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的堡垒之一，自然成为华侨的坚强后盾。我们要尽力支援海外华侨为保卫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奋斗的行动。祖国日益地强盛与繁荣，就使得我们远离祖国留在海外的侨胞，有了更加强大的祖国的依靠。希望华侨、华人返祖国投资办公司、企业，也可以采取合作经营，独资经营，以便华侨选择适合他们意愿的方式，支援祖国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等建设。经过叶季壮等宣传，有一些华侨、华人到广东、福建、北京、上海等地办公司，或办学校、医院、桥梁、或捐献办公益事业。
三、首任中国外贸部部长
1952年，叶季壮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外贸部部长兼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协助周恩来总理、陈云、李先念副总理等抓贸易，特别对外贸易和整个财贸工作，财经工作。从此，他建设和发展新中国对外贸易，加速国内财政经济建设，加快财贸事业发展，配合我国日益发展的外交事业，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叶季壮处理对外贸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全国一盘棋的观念很强。他时时关怀着党的事业、革命和建设的大局，总是自觉地从全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问题，坚持外贸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他经常说，外贸既是经济，又是政治，又是外事，要坚持请示报告制度。他对职权范围内的事，主动解决，不把矛盾上交，而对重大原则问题，从不自作主张，总是及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新中国建立初期，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推行“禁运”政策。在这严重关头，叶季壮亲自指挥抢运滞留国外的大批物资返祖国，使我国的经济损失减少到最少限度。同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禁运”，在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的贸易上，叶季壮下了很大功夫，卓有成效。1952 年，中国与锡兰（斯里兰卡）的贸易谈判交易成功就是一个范例。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禁运”和操纵，锡兰的主要出口商品橡胶价格大跌，出售困难，同时锡兰粮食歉收，主要进口商品大米价格猛涨。前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说：这对锡兰是一个生死存亡问题。当时，中国经济建设十分需要橡胶。帝国主义“禁运”橡胶到我国。而我国汽车等企业建设汽车轮胎的生产等等均需要橡胶。就在此关键时刻，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叶季壮主持下，中国和锡兰谈判，签订了大米、橡胶换货的五年贸易协定。在谈判中，中国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政策，着眼于发展我国与锡兰的友谊，合情合理地处理了大米与橡胶的比价问题。它给锡兰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是“雪中送炭”，大大地发展了我国与锡兰的关系，同时，又促进我国用大米作为出售手段，支付方式换得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紧急需要的橡胶。中锡贸易协定是反帝国主义"禁运"斗争的一次胜利，散播了友好种籽。首创了同我未建外交关系的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的典范。促进了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中锡贸易协定签订后的第5年，锡兰（斯里兰卡）于1957年2月7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说明叶季壮坚持对外贸易为我国外交路线服务，扩大我国在世界的影响，使我国在世界上朋友与友好国家日益增多。
1955年，叶季壮随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参与主持商谈起草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他充分利用会内会外有利时机，同亚非各国代表广泛联系，讲述亚非各国加强经济合作，外贸合作的重大意义，研究与确定我国与亚非各国扩大贸易。出席亚非会议的有29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中国代表团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代表团成员有陈毅（曾任副总理）、叶季壮、章汉夫、黄镇。叶季壮不光负责起草会议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而且还参与保卫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常在深夜仍坚持工作。叶季壮对工作人员说，只要周恩来总理找他，不论深夜都务必叫他起床与周恩来商议问题。然而，周总理为了照顾叶季壮的健康休息，从不允许工作人员夜深叫醒他，而是吩咐工作人员翌日才向叶季壮汇报问题征求意见。由此可见，周恩来与叶季壮的浓厚友谊。由于周恩来、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坚持求同存异原则，较好地协调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大团结和友谊。
亚非会议后，为了贯彻“万隆精神”，叶季壮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部分亚非国家。在外国期间，他认真调查研究，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坚定地而又灵活地执行我国外交政策与贸易政策，同一些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解决了过去认为很难解决的贸易平衡问题，增进了我国与亚非国家的友谊。有些亚非国家尽管与我国没有签订贸易协定或支付协定，但是采用换文方式来表明两国对促进贸易的愿望。这既坚持了我方原则立场，又推动了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
到1959年，即亚非会议后的第4年，就有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斯里兰卡、束埔寨、阿富汗、伊拉克等11个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叶季壮对外贸易促进了外交关系的发展，深深感到高兴。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反右倾的严重错误，也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由于苏联领导集团的背信弃义，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苏联领导集团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驻我国帮助经济建设的专家并进行逼债（这是我国抗美援朝时期，为了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抗击美帝国主义等侵略军而欠购买武器的巨额款项），加重了对我国的经济压力。在此困难时期，叶季壮奉令代表我国政府同苏联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胜利完成了我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达到阶段性获胜。
1960年至1961年，由于上述三个原因，我国国民经济仍陷入严重困难。外贸出口的困难很大。叶季壮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发动全国外贸战线广大职工，依靠各地党政领导和全国群众的支援，千方百计战胜重重困难，促进农业、工业、商业等各业生产的发展，组织商品出口. 为国争光，不仅提前还清对苏联的欠帐，还进口了我国急需的粮食、化肥、农药、轻工原料、重工业产品以及市场需要的物资，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叶季壮忧国家之忧，急人民之所急，为完成重大政治任务而废寝忘餐的感人情景，使我国外贸部干部、职工历久不忘，多年后犹历历在目。在和平日子和困难时期，叶季壮常常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不顾年迈体弱多病，亲自领导外贸与内贸结合谈判，经常在夜深人静聆听派驻在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电话汇报。随后，他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以至卧病在医院，还请有关人员到病床边研究与确定措施，有时吩附工作人员勿误国计民生大事。有一次除夕夜，在春节即将降临时刻，他与外贸人员议决怎样与外商谈判，争取尽快地将化肥进口到达，不违农时地送到农业战线，援助农民增产增收入。叶季壮真是为祖国为人民操碎了心。
叶季壮在我国外贸部，以经验丰富，工作扎实，掌握政策稳妥，按规律办事，老练持重而闻名。他常常强调，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对外开放，既组织国内商品出口，又要将我国需要的外国商品进口到我国以满足国内生产的需要。我国的对外贸易要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我们制定外贸计划，既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要实事求是，积极可靠，要将需要与可能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保证计划切实可行。这样不是慢了，实际上是快了，否则欲速则不达。
叶季壮对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有长期的实践和深刻的体会。他任外贸部领导职务期间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万分关心国内工农业、商业的发展，强调外贸要立足于生产，要积极努力促进生产发展，要同生产部门密切联系，使产品、商品能够适合国际市场的需要。他强调外贸部门工作人员应从生产出发，根据出口的需要，参与生产，扶持生产。他每到各省市、自治区，均调查当地生产情况，到部分生产基地观察状况。从东北的大豆到广东的养鱼、养蛇、养虾、养蛙（牛蛙、青蛙），他都十分关心。
1957年4月25日至5月25日，在叶季壮等支持援助下，首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在羊城海珠广场举行。叶季壮认为这是中国外贸部一项重大任务。为此，他发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送最好的出口商品到该会展销。交易会成交总额折合人民币4500多万元，轰动全国，取得外贸的好成绩。随后，该会改名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季，均在广州举行，成为我国进出口商品交易的重要的机构之一。吸引了海内外企业家参加。叶季壮在每届出口商品交易会前，鼎力支持办好该会，而在会后，则认真参与总结经验，吸取好经验，对不足之处则切实改正，促进每一届交易会比上一届都好一些，推动我国外贸事业大踏步向前迈进和经济发展。
1958年12月16日，叶季壮到广州，出席广东省外贸工作会议。会上，他发表讲话：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很高兴。今年，全国的外贸工作很好，广东的外贸工作很好，同志们的工作也很好，上上下下都做了很多工作，因此，工作有较大的成绩。从全国看来，总的贸易额不但可以完成，并且可以超额。今年进出口完成估计较去年增加20%左右。他还继续说：进口方面，由于国际市场形势较好，我们进口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其中有很多重要的工业设备，对于国内建设，我们外贸战线的同志们总算是尽了一点力量的。出口方面也增加了不少新的品种。过去不少未能推销出去的东西销出去了。对一些独立不久的国家，我们出口了一些成套设备，这有助于他们的经济独立。在这些方面，我们也算出了一份力量。
广东今年的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看，不论收购、出口都做了许多工作，两次交易会成绩都不错。同志们有很大成绩。当然也有个别品种未完成。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要对个别品种，我们估计大了。在这点上外贸部要负责的。你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在省委领导下，以及许多有关部门对我们外贸工作积极支持下取得的。你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今天到会的还有各（省）地做外贸工作的同志。你们也辛苦了。在全国工农业跃进，特别是钢铁生产紧张的时候，要组织外贸出口困难是很多的。你们很努力很认真的去抓，在困难中完成任务。这是值得赞扬的。不管是全国，不管是广东，或是各个省，今年工作的成绩都很大。这是我们主要的一面，应该肯定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个别的还带有原则性错误。
首先，对许多出口商品的出口能力估计过大。根据各省反映，到11月中旬止，有300多个品种要完成任务有困难。这些商品有大米、花生、猪肉、鱼，这是大宗的。也有小宗的，如瓷器、手工艺品、刺绣、抽纱（最近恢复）、松香、桃仁共有几百种。这些品种，有些原来估计过高，有些是原来并不困难，但中途发生变化，有了困难，如瓷器，瓷器窑中做了别的东西。有些可以估计得到的，我们没有分析估计，如制造炸药的硝酸钾，电器设备的原材料云母等等，也有些我们自己（这主要是指总公司和外贸部）造成的，主要是计划外与人签订了合同，如计划外签订的合同有大米、布匹、糖。结果，许多地方签订的合同完不成任务，交不了货。这个教训应该好好吸取。后来给中央打了几次电报，开一次电话会议。中央指示，凡没有把握的，对外不要签订合同，签了合同的必须坚决执行，一定要完成。目前看来，到今年底将有一些不能完成，现在要好好检查一下，要在明年一月份补交。
同样，对进口能力也估计过大，外汇搞得很紧张。还有一个错误，有些东西价格未经中央批准，用竞争性价格去占领市场。参与竞争，参与市场并不是错误，但是价格未经中央批准这是一个错误。
另一个严重缺点是：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比较乱，下半年好一些。“乱”的表现在内部相互竞争，各口岸之间，各公司之间，甚至公司派出国小组与国内公司之间，也相互竞争。经过上海会议后好一点，但没有完全克服。后来北戴河会议中央决定，对外贸易必须统一，以后情况就好得多了。
总的来说，成绩和缺点比较起来，成绩是很大的，是主要的。成绩和缺点比，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甚至还不到一个指头。但对这些缺点，特别是个别带有原则性的缺点，应该纠正。今年广大干部干劲冲天，做了很多工作，领导上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在纠正错误中，一定要好好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因为这些事情与下面没有关系，主要是各级领导要解决好。
许多同志要求讲一讲对外贸易政策。首先讲总的外贸政策。我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国家垄断的。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中都讲到对外贸易是平等互利的原则，只要平等互利就可以来往。
现在要讲清楚，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的政策。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协作，平等互利，实事求是。几年来，我们基本上根据这12个字来做，但主席还怕我们搞不清楚，在今年5月份更进一步指示：我们同兄弟国家贸易应该是互相促进，自力更生，大家自力更生才能经济高涨。毛主席说到了要帮助越南搞一个钢铁厂，应该帮助越南，朝鲜搞几个纺织工厂。有些同志说，今后是否无生意可做？不是的，可以互通有无，有些东西，如亚热带作物、钨砂，有的兄弟国家不能生产。
第二、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贸易政策，应该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必要时给予照顾，特别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工业。
第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一般也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要随时警惕，不要寄托任何幻想。他们经常用许多证来为难我们。不给或限制我们出口。过去他们用“禁运”对付我们。结果，你搞“禁运”，我就搞自力更生。现在他们认为对付我们的这个办法不对头了，又用许可证对付我们，普遍采用奖出限入。对资本主义国家又可具体根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间，采取不同的作法。
再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我们有6.5亿人口当然要靠自力更生。我们说进出口重要，但位置要适当。进出口的重性绝对不要超过6.5亿人口之上。有的同志喜欢把进出口摆在第一位，这是错误的。不摆第一位是否外贸工作就不重要呢？不是的，应该分主次，分轻重。搞出口，不能和国内自力更生需要的东西抵触。例如，硝酸钾是制炸药的原料，制了炸药用来开煤矿、铁矿，还有水银、硫酸都是国内生产需要的主要物资。我们要从国内生产需要和按照实际情况出发，应该出口的大量出口。
自力更生要体现发展重点生产。进口首先是要考虑机械、电力、铁道、器材等重点物资。种粮食要进口肥料，但这不是主要的。拖拉机等农业设备较重要。中央指示主要用于改良农具。顺德县委书记说：明年塘鱼可以大量出口，生丝也可以大大增加，但要进口小型发电设备。因此，发电机等此类机械一般也要予以照顾。
我们的生产到底是为了什么？首先就是为了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这道理很简单。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在做法上，我们每年进口多少？出口多少？都要有个框框。按需要、按力量，由中央制订计划，然后交给各地党委按计划执行。凡与人民生活需要关系重大的，要适当满足人民需要，不要过分强调出口，象油脂、猪肉、国内紧张得很。布匹明年要满足每人24尺至25尺。国内市场为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牛产需要，有些就不要出口，如硝酸钾。除上面讲的以外，可以大量出口。满足国内需要，也不是让国内用完后再出口，也要按实际情况。如牛皮加工为皮鞋、皮箱，这些商品是一般的，应该挤一部分出口。这就不能以国内需要为由不出口。中国地方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没有问题的就可以出口。没有生意可做的顾虑是多余的。
在外贸价格的掌握上，一般应根据国际市场价格。……这是值得赞扬的。不管是全国，不管是广东，或是各个省，今年工作的成绩都很大。这是我们主要的一面，应该肯定的一面。
四、积极地做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工作
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组织出口货源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对于作好对外贸易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外贸易工作必须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必须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计划地积极地发展对外贸易，贯彻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紧密地配合国家的外交活动，为工农业生产继续跃进服务，为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外贸易的基本任务。对外贸易部门完成上述基本任务的重要环节，是组织出口货源。因为有了出口货源，才能够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国家出口计划，从而保证进口国家生产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物资。几年来，我们在组织出口货源中，下了很大的工夫，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有时工作陷于被动。在实际工作巾，我们体会到：组织出口货源，应当紧紧地依靠各地党政领导和各有关部门，一方面由有关地区和部门，按照国家的计划供应出口物资，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在计划范围内对于出口商品优先安排、生产在先、供应原料材料和包装材料在先、收购在先、运输在先的原则。另一方面，还应当从生产出发，根据出口的需要，参与生产，扶植生产，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逐步地作到出口物资的供应以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产品为主。特别是在社会产品还不是十分丰富的情况下，从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来解决出口货源问题，就更有着迫切的需要。因此，对外贸易部门在加强收购工作的同时，必须及时地把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立起来，以便加速出口商品生产的发展，扩大出口货源，改进出口商品的规格，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从而保证国家对外贸易计划任务的完成。否则，我们组织出口货源的工作就不能够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我们就不能够胜利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就不能够很好地在对外贸易战线上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建国以来。对外贸易部门依靠各地党政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在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基本上贯彻执行了为生产服务的方针。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对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进行了一些工作。有不少地区在当地党政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一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包括专厂生产），积累了一些经验，收到了一定成效。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指示，我部在四月间召开了全国对外贸易工作会议，对这项工作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明确了方针，交流了经验，研究了规划。各地对外贸易部门依靠地方党政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协作，正存积极地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已经取得初步的成绩。但是，目前有些同志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还认识不足。比如，本部个别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是当前列外贸易工作的中心任务，因而关心差，行动慢，执行不力。还有个别同志习惯于单纯地使用老办法来组织出口货源，而不抓紧在原料产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对于这些现象，必须及时指出，迅速加以纠正。应当认识到：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久之计，必须抓紧，必须办好。
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应当在中央和地方党政的领导下，按照国家的计划，积极地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争取在几年内基本上实现主要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化和出口商品规格质最标准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贯彻执行今年四月全国列外贸易工作会议提出的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方针，即统筹安排、统一计划，依靠地方、加强协作，自力更生、增产节约，积极发展、掌握点，当前需要和长期打算相结合，以及在一般的情况下以就原料产地建立加工基地为主。在上述方针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做好出品商品生产基地工作。
（一）依靠地方和国营农场，开垦荒地，利用荒山，扩大种植面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
利用荒地扩大种植面积，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明确地规定了开垦荒地、发展山区经济的目标和措施。我们应当依靠各地党政和有关部门，积极地参与这项工作的规划，按照出口的需要和当地的可能条件，特别是劳动力的条件，支持和协助地方和国营农场，在这些地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这样做，就能够促进农业、林业、畜牧业的发展，促进边疆地区、偏僻地区和山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就能够在不挤现有耕地的情况下增加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我们的做法主要是：
1.支持和协助地方开发适宜于种植热带、亚热带作物的地区。引极发展热带、亚热特作物的生产，不仅对于扩大出口货源、增加外汇收入有着重大作用，而且对于支援兄弟国家的需要有着重要意义。在我国广东、云南、福建等省和广两僮族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的生产有着很大的潜力。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海南区党委已经作出了初步规划，在3年内将海南岛的油棕、腰果、椰子、香料、胡椒、创麻、茶叶、咖啡等作物的种植面积，从69万亩发展到530万亩，其产品按计划供应出口。此外，在广两、云南，福建某些地区，都已经开始试种热带、亚热带作物，并且已有成效。我部正在积极参与规划，支持和胁助地方建立和发展这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2.支持和协助地方和国营农场开垦边疆和偏僻地区的荒地。这些地区已经建立越一些姚模较大的国营农场、牧场，正在有计划地开垦荒地。这些国营农场、牧场，计划性强、生产集中、商品率高，有些已经成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按照出口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私供货。例如：密山、台江、新疆三大垦区1959年供应相当数量的大豆、猪肉、禽、蛋、棉花等商品出口，1960年供应的品种和数量有增加。山东省渤海垦区已经制订了初步规划，到1962年开垦荒地470万亩和扩大水产养殖面积 30万亩，可以生产火盛的粮食、猪肉，禽，蛋、棉花、牛、羊和水产品，供应出口。我部已决定支持和协助有关地区和部门，尽力解决开垦、生产、加工和运输中的问题，办好这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3.支持和协助地方开发山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山区面积辽阔，占全国土地面积三分之二以上，而且物产、资源丰富。存现有的出口商品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山区产品。我们要结合各发展山区经济的规划，按照出口的需要，支持和协助各地在重点产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大山区和丘陵地带茶叶、桑树的种植面积，培植果木、核桃、柞树、油等经济林木，扶植养蚕、养蜂和各种土特产品的生产，并且开采出口需要的某些矿产品。在这些地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是有可为的。例如：全国现有山地柞林近1亿亩，但是现在放养柞蚕的仅约1，000万亩。松香、桂皮两项商品，增产潜力很大，如果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使出口数量恢复和超过前几年的水平，每年就至少可以多收外汇1，000多万美元。
（二）配合有关地区和部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出口商品供应量
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贯彻执行"八字宪法"，提高面积产量。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应当抓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只有这样，才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出口农产品供应量，而又避免同粮、棉争地。几年来，对外贸易部门配合有关地区和部门，在发展出口农产品的生产，促进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必须大力加强。
出口农产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是很大的。例如，丝绸、茶叶等我国大宗的传统出口商品，国外有广阔的销路，国内需要量也逐年增加，全国现有桑园约700万亩，大面积高产桑园平均每亩可产桑叶达3，000斤，蚕茧220斤，而一般桑园每亩只产桑叶约700斤、蚕茧50斤。如果平均每亩桑园实现“千斤叶、百斤茧”的要求，全国蚕茧总产量就可以达到700 万担。全国现有茶园约650万亩，现在平均每亩茶叶产量约为67斤，如果提高到大面积高产茶园平均每亩产100斤的水平，全国茶叶总产量就可以达到约490万担。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丝绸、茶叶出口。某些水果、土特产品和供应港澳的蔬菜、塘鱼等，也需要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适应出口的需要。这样做，对于增加出口商品供应量，作用很大，而且一般地能当年见效。
为了在出口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对外贸易部门应当在地方党政的领导下，配台有关地区和部门贯彻执行“八字宪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解决一些必要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和机械。我们准备在最近几年内有计划地进口一部分化肥、农业机械和水利用的机器等，专用于生产出口农副产品的地区，并且协助有关地区逐步建立中小型化肥厂。
（三）改进出口商品规格，提高出口商品质量
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是对外贸易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出口商品只有质量好、花色多、式样新、包装好、规格合适，才能受到国外的欢迎，销路广，价格好，收汇多。否则，不仅卖不到好的价钱，而且会销不出去，甚至影响国家的对外信誉。几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的大大提高，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逐年有了改进和提商，多数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花色、式样和包装是符合国外要求的，得到国外的好评。但是，还有少数出口商品质量较差，包装不好，花色式样陈旧，规格不完全适合国外需要。特别应当提出的，个别商品（如猪肉罐头、皮鞋、纸张等）规格质量下降的现象相当严重。虽然这只是个别的现象，但在国外造成的影响是极其不好的。上述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问题，同对外贸易部门工作中的缺点是有关的，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出口需要的情况，对包装生产单位进行技术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某些问题，都作得很不够。我们有些同志对改进规格，提高质量的重要性认识很差，对国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了解得不够，强调困难，不深人实际，墨守成规，对规格质量中的问题缺乏具体而有效的解决办法。这种思想情况和不良作风必须迅速扭转。
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应当根据出口的需要，对出口商品不断地改进规格、提高质量、增加花色、改善式样、搞好包装。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作。例如，对专厂生产的出口棉、毛纺织品改进规格（如宽幅布），提高质量（如棉布防缩防皱），那么，就不仅好销，而且价高，用同量原料编成的产品一般地能够多收外汇10%左右，甚至更多。出口一级冻猪肉比出口四级冻猪肉，可以增加外汇收入三分之一。目前出口冻猪肉中，一级肉只占千分之三，绝大部分是三、四级肉。在加强收购的同时，抓紧生猪育肥，就可以多出口一、二级肉。对兄弟国家出口大米，由于加工技术差，碎粒多，1959年少收外汇约4，200万卢布。如果改进加工技术，提高合格率，就等于多出口大米。出口名贵品种的大米（如丝苗、齐眉、油粘等）和杂豆（如平湖黄豆、天津红小豆等），可以比一般品种多卖钱30%以上。粗皮细作，细皮精作，都有很大油水。如把兔皮加工成仿豹皮出口，可以增加售价50%；加工成仿黄虢皮，做成大衣出口，可以增加售价一倍；仿制成貂皮，也可以增加售价很多。此外，还有许多出口的农副土特产品及其加工品（如烟叶、茶叶、蛋品、果品，丝绸等）和许多工矿产品（如日用百货、瓷器、硫磺、钨砂、石棉等），迫切需要和完全可能在规格，质量，花色，式样和包装上大力改进。应该看到，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增加外汇收八，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的原则，保证全面地完成对外贸易计划任务。同时，这对于促进国内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有积极作用。为此，我们要续继加强向生产出口商品的重点厂矿，农场派遣驻在员工作，并且应当：
（1）向出口工矿产品的生产基地（专厂、专车间，专矿）经常介绍出口需要的品种、花色、式样、规格，质量等情况，提供样品、样本和有关资料，并且加强技术指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必要的机器设备和生产中的某些问题。
（2）依靠有关地区和部门有计划地在重点产区建立一些出口农副产品的加工基地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出口工业品生产基地，帮助这些基地迅速提高技术水平。这样做，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扩大出口货源，避免原料的损失和运输的浪费，降低成本。那种在组织生产和加工中不考虑原料供应条件，习惯于走老路、图方便的想法和做法，是缺乏全局观点的表现，一定要加以扭转。当然，这种改变只能是逐步的，在一定时期内，内地产区还要按计划调运原料到口岸加工。出口农副产品生产基地还要发展多种多样的优质、高价，好销的加工品，比如，畜产品加工要大搞粗皮细作，细皮精作，并且对皮革制品不断翻新花样，提高质量。
（3）依靠地方，在条件适宜的地区，建立出口需要的某些农副土特产品名贵品种的生产基地。要量力协助地方解决某些名贵品种的种子和某些必要的物资。
（4）出口商品所需要的包装材料，除了基本上依靠供货地区和单位解决以外，我们要有计划地在某些生产出口商品的专厂中生产一部分，并且有重点地在原料产地建立装璜包装材料工厂。
（四）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发掘出口货源的潜力
我国出口货源的潜力是很大的。无论是山上的，水里的，家生的、野生的，植物的、动物的，大宗的、小宗的，都还有许东西可以发掘出来，组织出口。我们应当动脑筋，想办法，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把可供出口的东西尽可能地收集起来，充分发挥出口潜力。
根据出口需要和国内可能，我们要抓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抓大有发展余地的出口品种。比如，鲜鱼、对虾、某些贝、介等水产品，国外有需要，而我国又拥有广阔的捕捞渔场和养殖水面可供利用。我们应当继续配合有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促进出口需要的水产品的生产。这就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协助有关地区和部门购置一些机动渔船和所需的某些机器，特别是一些能够从事深海作业的捕捞渔船和从事捕捞加工、冷冻联合作业的渔船。同时要配合有关部门，添置和改装一些冷藏车船，以增加符合出口要求的水产品。据反映，某些水产品，如果改用冷藏车船运输，那么，符合出口要求的数量就可以成倍地增长，出口冻鲜鱼比出口干咸鱼可以增加外汇收入6倍。对于供应港澳的塘鱼基地，要协同地方加强养殖管理，并且适当帮助他们解决养殖中的某些问题。又如，在省产品方面，在对肠衣、猪鬃、羽毛、皮张、绒毛等大宗商品和其他出口需要的畜产品大力加强收购的同时，要配合有关部门。有计划地建立良种推广站，以改进羊种，兔种，促进良种羊兔的繁殖，生产更多更好的羊毛、兔毛；同时有计划地发展出口需要的珍贵野生动物饲养事业。再如，矿产品的出口虽然年年都有增长，但是在生产上和出口上都还未有发展的余地。要依靠地方和有关部门，根据出口的需要，有计划地扩建老矿，开辟新矿，积极地建立砌砂，水银，硫磺，石棉，铅等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我们应当参与规划，给以技术指导，帮助解决某些设备和材料上的困难，积极地扶植矿产品的生产。
（2）抓某些交通不便地区的能够出口的商品。在交通不便的地区，许多能够出口的商品，如食品、各种土产山货等，现在还没有充分搞出来供应出口。我们要在某些交通不便地区，就自己力量做得到的，依靠地方，因地制宜，建立一些小型的加工厂和仓库，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同时，要增添一些运输工具和冷藏设备，把这些东西组织出口。有些同志嫌零碎，怕麻烦，不愿意深入这些地区艰苦地细致地组织出口货源，这是不对的，应该扭转。从这些地区把东西搞出来供应出口，在开始时成本可能高一点，但是应当算大账，应当了解：我们这样作，不仅能够扩大出口货源，而且能够促使这些地区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当然，这项工作还缺少经验，需要经过试办，逐步开艘。
（3）抓大搞综合利用。在农副土特产品的加工中大搞综合利用，门路很多，好处很大。比如，在柏叶加工芳香油中实行综合利用，可以制成土化肥、土农药、栲胶，纸浆和其他许多产品。在有些畜产晶加工中实行综合利用，副产品的产值已经大大超过了正产品的产值。我们应该在各种出口农畜土特产品的加工中进行有效的综合利用，并且在条件具备的地区，配合有关地区和部门逐步建立一些实行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联合企业，以便变无用为有用，变小用为大用，变一用为多用，增加社会财富和出口货源。
在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工作中，当前必须抓紧同完成今年对外贸易计划有重要关系的商品，特别是某些季节性较强的商品以及重点地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工作。比如，要协同地方和有关部门抓紧珠江三角洲、合江，密山、新疆三大垦区以及海南、渤海垦区等生产基地的工作。在食品方面，要配合有关地区和部门抓紧猪、禽的饲养和育肥，水产的捕捞和加工、食品罐头规格质量的改进，冷藏车船和冷藏仓库的设置等工作。在茶叶、丝绸方面，要搞好加工，提高茶叶、丝绸的规格质最。在轻工业品方面，要迅速着手进行就原料产地加工的工作，并且积极协助有关方面增加花色，改善式样，改进规格，提高质量。在矿产品方面，要抓紧砌砂、水银等重要商品的增产。要配合有关地区和部门，迅速着手建立包装材料生产基地，特别是木材综合加工基地。对秋后将大量集中上市的商品，如粮食，水果、绒毛、肠衣、烟叶等，要在收购、加工、储藏、运输等一系列方面及早作好准备工作。
为了做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工作，对外贸易部门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加强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大搞群众运动，密切同有关方面的协作。我们必须坚决依靠各地党政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积极做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工作，离开他们是绝对不成的。应当广泛地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这是在出口商品基地中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增加生产、改进规格，提高质量，节约人力物力的基本途径。从最近财贸部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表演大会的展览会中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是门路宽广，潜力很大，大有可为的。我们一定要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不断革新，不断提高，不断跃进。在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工作中，一定要对干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干部对这项工作的思想认识，扫除各种各样的思想障碍，充分发挥干部的积极性，使大家以战斗的姿态迅速行动起来，说办就办，事事有着落、有结果，做好这项工作。对外贸易部门有关这项工作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思想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深入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及时地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总结和推广工作中的经验。
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工作是繁重的，也是光荣的。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且一定能够做好这项工作。让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积极做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工作，为争取这几年内基本上实现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化和规格质量标准化，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而奋斗！（注：载于《对外贸易》1960年6月10日增刊第一期）。
五、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叶季壮担任中国外贸部部长后，积极从事外贸工作，成绩卓著。1956年夏，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9月，他在北京出席中共八大，与代表们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预备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报告，在第一天会上，又听了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受到极大鼓舞。会上，叶季壮随代表们一起，还听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陈云、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等同志在大会上所作的重要发言，深受教育，明确了前进方向。会上，他和全国代表们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7 ——1962年）的建议》。
叶季壮出席中共八大，深刻认识到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在八大会议上，叶季壮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出席了全会，与中央委员们投票，推选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选出了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 八大后，叶季壮返中央外贸部，按中央要求向同志们传达了会议精神：八大提出，要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必须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叶季壮德高望重，在人民中有崇高威望，早在1954年，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9月，他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代表们听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作的《为建设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听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听取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叶季壮与代表们一起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大会根据毛泽东提名，决定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国务院总理。
1958年5月，叶季壮在北京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听取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作《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听取副总理谭震林作《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与全体代表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上，听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的讲话。会后，叶季壮在中国外贸部共产党员与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并提出外贸工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建设社会主义多作贡献。
1959年4月上旬，叶季壮在上海出席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参与讨论和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规定了人民公社生产小队对于土地、耕畜、农具和劳动力有固定的使用权。同年春，叶季壮被选为全国第二届人大代表。
1959年4月中旬，叶季壮在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人大代表选举了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批准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出的各项任务。
同年8月2日至16日，叶季壮到江西庐山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听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开幕讲话，与到会中央委员一起，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
1960年7、8月间，叶季壮出席了在河北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批准了李富春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提出的《一九六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提出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工业生产的意见。会议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农业是基础，提出了认真加强农业第一线。会后，他返外贸部传达与贯彻了指示。
1961年1月14日至16日，叶季壮在北京出席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与中央委员们听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报告》；并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确定了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提高轻工业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努力搞好综合平衡，使农、轻、重之间，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会上，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强调缩短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做工作要求三点：情况明，决心大，方向对。会后，叶季壮回外贸部贯彻全会精神，并深入外贸战线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提高了外贸水平。
1961年8、9月间，叶季壮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副总理薄一波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对工业企业要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必须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反对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的经营方法，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必须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认真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等。1961年到1962年，中共中央还先后制定和批发了《科技四十条》、《商业四十条》等条例。叶季壮参与了讨论和制定，并在全国外贸战线积极贯彻，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叶季壮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即华北局、华东局、东北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七千人（即七千人大会），讨论和修改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肯定建设成绩，号召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会后，叶季壮在外贸部与外贸战线贯彻会议精神，继续抓好经济调整工作。
同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任组长，副总理李富春任副组长。在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主管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显著成就。当时，叶季壮仍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又称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协助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抓财经工作，采取下述措施调整国民经济：（1）精减职工；（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3）缩短重工业战线：（4）加强对农业支援：（5）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加强财政管理，压缩财政开支，清仓核资，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国家财政状况迅速改善。叶季壮深感高兴。
同年9月，叶季壮在北京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决定继续调整国民经济，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并听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重要讲话。
会后，叶季壮回到外贸部及其属下的部门，传达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出全会正确地制定了关于农业、商业等项文件，作出了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继续调整国民经济。这对于促进外贸经济事业的发展是有作用的。
1963年9月，叶季壮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与会员共同讨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方针和 1964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当时，中共中央还决定，从1963年到1965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这三年国民经济安排的次序是：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失端，在调整中有发展，着重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等方面。会后，叶季壮在外贸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并据此安排外贸部应在进出口商品方面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设备更新和加强有关部门专业化协作，力争取得更显著业绩。
1964年春，叶季壮在外贸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等经济部门说：1963年全年，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局面。第一，农业继续增产，1963年比上年（1962年）增长200亿斤，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等均有较多的增长：第二，工业稳步上升，1963年工业总产值929亿元，超过原计划的6%。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高：第三，商品供应量增加，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第四，财政收支略有节余，货币继续较快回笼。叶季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资料对同志们说：国民经济仅开始全面好转，还必须继续进行调整。第一，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仍不高，还不能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第二，基础工业还很薄弱，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等方面，还要进行大量的调整工作：第三，工业、农业、交通、商业等方面的经营管理工作，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改善和加强。调整产、供、销之间的关系，也要花很大的功夫。
1964年冬，叶季壮对经济战线同志说：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调整工作进展顺利，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64年底，全年工、农、商、交通等各业生产继续上升。
同年，叶季壮在我国进口商品外贸方面，在中国国务院财政经济贸易领域都做出优异成绩，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再次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4年12月29日至1965年1月4日，叶季壮在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获悉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而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提出了“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叶季壮听了这个建设“四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号召，受到极大鼓舞，对建设前途愈感兴奋，决心继续为实现“四化”而奋斗。
会上全体三届人大代表选举刘少奇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会后，叶季壮回到中国外贸部，对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精神，强调应为实现祖国“四化”社会主义强国而不懈奋斗，在外贸战线，更要以实际行动夺取进出口商品外贸工作的胜利。
六、为继续做好外贸、财贸工作而奋战
叶季壮在长期担任广东地方领导干部、部队领导职务、中国贸易部长、外贸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期间，曾先后到过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香港、澳门、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市、自治区调研，还到过欧洲、亚洲、非洲等许多国家。他特别关心发展国内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注重发展出口商品，振兴中华。他考察了许多省、市、自治区的出口商品生产后，总结了这个领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撰写了《积极地做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工作》一文，在《对外贸易》杂志发表。他在文章中指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组织出口货源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对于作好对外贸易工作，有着十分重大意义。
叶季壮强调说：对外贸易工作必须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必须在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计划地积极地发展对外贸易，贯彻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紧密地配合国家的外交活动，为工农业生产继续跃进服务，为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外贸易的基本任务。对外贸易部门完成上述基本任务的重要环节是组织出口货源。因为，有了出口货源，才能够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国家出口计划，从而保证进口国家生产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物资。几年来，我们在组织出口货物中，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组织出口货源，应当紧紧地依靠各地党政领导和各有关部门，一方面由有关地区和部门，按照国家的计划供应出口物资，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在计划范围内对于出口商品优秀安排、生产在先、供应原料材料和包装材料在先、收购在先、运输在先的原则：另一方面，还应当从生产出发，根据出口的需要，参与生产，扶植生产，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逐步地作到出口物资的供应以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产品为主。特别是在社会产品还不是十分丰富的情况下，从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来解决出口货源问题，就更有着迫切的需要，因此，对外贸易部门在加强收购工作的同时，必须及时地把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立起来，以便加速出口商品生产的发展，扩大出口资源，改进出口商品的规格，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从而保证国家对外贸易计划任务的完成。
叶季壮说，建国以来，对外贸易部门依靠各地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在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基本上贯彻执行了为生产服务的方针。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对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进行了一些工作。有不少地区在当地党政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一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包括专厂生产），积累了一些经验，收到了一定成效。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叶季壮认为，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建立出口商品基地的指示，我部在4月间召开了全国对外贸易工作会议，对这项工作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明确了方针，交流了经验，研究了规划。各地对外贸易部门依靠地方党政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协作，正在积极地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已经取得初步的成绩。但是，目前有些同志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还认识不足。比如，本部个别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是当前对外贸易工作的中心任务，因而关心差，行动慢，执行不力。还有个别同志习惯于单纯地使用老办法来组织出口资源，而不抓紧在原料产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应当认识到：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久之计，必须抓紧，必须办好。
叶季壮要求，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应当在中央和地方党政的领导下，按照国家的计划，积极地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争取在几年内基本上实现主要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化和出口商品规格质量标准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贯彻执行 1960 年4月全国对外贸易工作会议提出的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方针，即统筹安排、统一计划、依靠地方、加强协作、自力更生、增产节约、积极发展、掌握重点。当前，需要和长期打算相结合，以及在一般的情况下，以原料产地建立加工基地为主。在上述方针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做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工作。
（一）依靠地方和国营农场，开垦荒地，利用荒山，扩大种植面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
利用荒山扩大种植面积，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明确地规定了开垦荒地、发展山区经济的目标和措施。我们应支持和协助地方和国营农场，在这些地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促进农业、林业、畜牧业发展，促进边疆地区、偏僻地区和山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就能够在不挤现有耕地的情况下，增加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我们的做法主要是：
1.支持和协助地方开发适宜于种植热带、亚热带作物的地区。积极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的生产，不仅对于扩大出口商
新春
品、增加外汇收入有着重大作用，而且对于支援兄弟国家的需要有着重要意义。广东、云南、福建、广西，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的生产有着很大的潜力。据中央指示，广东省海南区党委已经作出了初步规划，在3年内将海南岛的油棕、腰果、椰子、香料、胡椒、剑麻、茶叶、咖啡等作物的种植面积，从69 万亩发展到530万亩，其产品按计划供应出口。广西、云南、福建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试种热带、亚热带作物，并且已有成效。我部正在积极参与规划，支持和协助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2.支持和协助地方和国营农场开垦边疆和偏僻地区的荒地。该地已建立起一些规模较大的国营农场、牧场，正计划开垦荒地，计划性强、生产集中、商品率高，有些已成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按出口的需要生产和供货。如黑龙江的密山、东北的合江、新疆三大垦区1959年供应了相当数量的大豆、猪肉、禽、蛋、棉花等商品出口，1960年供应的品种和数量增加。山东渤海垦区计划到1962年开垦荒地470万亩和扩大水产养殖面积30万亩，可生产大量粮、猪肉、禽、蛋、棉花、牛、羊和水产品，供应出品。我部已决定支持和协助有关部门，尽力解决开垦、生产、加工和运输问题，办好这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3.支持和协助地方开发山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山区面积辽阔，占全国土地面积三分之二以上，而且物产、资源丰富。在现有的出口商品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山区产品。我们支持和协助扩大山区和丘陵地带茶叶、桑树的种植，培植果木、核桃、柞树、油桐等经济林木，扶植养蚕、养蜂和各种土特产品的生产，并且开采出口需要的矿产品。在这些地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是大有可为的。如，全国现有山地柞林近一亿亩，但现在放养柞蚕的仅约1000万亩。松香、桂皮两商品，增产潜力很大，如恢复和超过前几年的水平，每年可多收外汇1000多万美元。
（二）配合有关地区和部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出口商品供应量
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贯彻执行"八字宪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应抓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避免同粮、棉争地。
出口农产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是很大的。丝绸、茶叶是我国大宗的传统出口商品，国外有广阔的销路，国内需要量也逐年增加。全国现有桑园约700万亩，大面积高产桑园每亩可产桑叶达3000斤，蚕茧220斤，而一般桑园每亩只产桑叶700斤，蚕茧50斤。如平均每亩桑园实现“千斤叶、百斤茧"，全国蚕茧总产量可达700万担。全国现有茶园约650万亩，现在平均亩产茶叶约67斤，如提高到大面积高产茶园亩产100斤。全国茶叶总产量可达490万担。这就可大大增加丝绸、茶叶出口。水果、土特产品和供应港澳的蔬菜、塘鱼等，也需要提高单位面积和产量，作用很大，且当年见效.
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外贸部门配合有关地区执行"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帮助解决一些的生产资料、化肥和农业机械，专用于生产出口农副产品的地区，并协助建中小型化肥厂。
（三）改进出口商品规格，提高出口商品质量
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是对外贸易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出口商品只有质量好、花色多、式样新、包装好、规格合适，才能受到国外的欢迎，销路广、价格好、收汇多，否则不仅卖不到好价钱，而且会销不出去，甚至影响国家的对外信誉。几年来，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逐年有了改进和提高，多数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花色、式样和包装是符合国外要求的得到国外的好评。但是，还有少数出口商品质量较差，包装不好，花色式样陈旧，规格不完全适合国外需要。特别应当提出的，个别商品（如猪肉罐头、皮鞋、纸张等）规格质量下降的现象相当严重，虽然这只是个别的现象，但在国外造成的影响是极其不好的。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出口需要的情况，对有关生产单位进行技术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某些问题，都作得很不够。我们有些同志对改进规格、提高质量的重要性认识很差，对国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了解得不够，强调困难，不深入实际，墨守成规，对规格质量中的问题缺乏具体而有效的解决办法。这种思想作风必须扭转。
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应当根据出口的需要，对出口商品不断地改进规格、提高质量、增加花色、改善式样、搞好包装。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作。如对专厂生产的出口棉、毛纺织品改进规格（如宽幅布）、提高质量（如棉布防缩防皱），那么，就不仅好销，而且价高，用同量原料制成的产品一般地能够多收外汇10%左右，甚至更多。出口一级冻猪肉比出口四级冻猪肉，可以增加外汇收入三分之一。目前出口冻猪肉中，一级肉只点千分之三，绝大部分是三、四级肉。在加强收购的同时，抓紧生猪育肥，就可以多出口一、二级肉。对兄弟国家出口大米，由于加工技术差，碎粒多，1959年少收外汇约4200万卢布。如改进加工技术，提高合格率，就等于多出口大米。出口名贵品种的大米（如丝苗、齐眉、油粘）和杂豆（如平湖黄豆、天津红小豆等），可以比一般品种多卖钱30%以上。粗皮细作，细皮精作，都有很大油水。如把兔皮加工成仿豹皮出口，可以增加售价50%：加工成仿黄狼皮，做成大衣出口，可以增加售价一倍：仿制成貂皮，也可以增加售价很多。此外，还有许多出口的农副土特产及其加工品（如烟叶、茶叶、蛋品、果品、丝绸等）和许多工矿产品（如日用百货、瓷器、硫磺、钨砂、石棉等），在规格、质量、花色、式样和包装上大力改进。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增加外汇收入，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重合同、守信用，质量重于重量”的原则，保证全面地完成对外贸易的任务。为此，我们要继续加强向生产出口商品的重点厂矿、农场派遣驻在员工作，并且应当：
1.向出口工矿产品的生产基地（专厂、专车间、专矿）经常介绍出口需要的品种、花色、式样、规格、质量等情况，加强技术指导。
2.在重点产区建立一些出口农副产品的加工基地，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
3.建立出口需要的某些农副土特产品名贵品种的生产基地，协助解决种子和某些必要物资。
4.有重点地在原料产地建立某些包装材料工厂。（四）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发掘出口货源的潜力
我国出口货源的潜力很大。无论是山上的、水里的、家生的、野生的、植物的、动物的、大宗的、小宗的，都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发掘出来，组织出口。我们应当动脑筋，想办法，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把可供出口的东西尽可能地收集起来，充分发挥出口潜力。
根据出口需要和国内可能，我们要抓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抓大有发展余地的出口品种。如：鲜鱼、对虾、某些贝、介等水产品，国外有需要，而我国又拥有广阔的捕捞渔场和养殖水面可供利用。我们应协助有关部门购置机动渔船和机器、冷藏车船。出口冻鲜鱼比出口干咸鱼可增加外汇收入6倍。对于供应港澳的物鱼基地，要加强养殖管理，对肠衣、猪鬃、羽毛、皮张、绒毛收购时，要建立良种推广站，促进良种羊、免繁殖，生产更多更好羊毛、兔毛，要发展珍贵野生动物饲养业。要扩建老矿、辟新矿，建立砌砂、水银、硫磺、石棉、铅等生产基地。
2.抓某些交通不便地区的出口商品。我们要在交通不便地区，建立小型加工厂和仓库就地取材加工，可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
3.抓大搞综合利用.在农副土特产加工中大搞综合利用。在柏叶加工芳香油中实行综合利用制成土化肥、土农药，纸浆和许多产品。实行多种经营的联合企业，变无用为有用，变小用为大用，变一用为多用，增加财富和出口货源。要抓紧珠江三角洲、东北合江、黑龙江密山、新疆三大垦区以及海南、渤海垦区等生产基地。要建立木材综合加工基地。对粮食、水果、绒毛、肠衣、烟叶等在收购、加工、运输等作好准备工作。
叶季壮指出，要加强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出口商品基地中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增加生产、节约人力物力，不断革新，不断提高，不断跃进，迅速行动，说办就办，事事有着落，有结果，争取在几年内基本上实现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化和规格质量标准化，为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而奋斗。
叶季壮士分重视正确处理内销外销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制定外贸计划时，既要照顾人民当前的生活需要，又要照顾人民的长远利益。他说，从现象看，出口减少了国内物资总量，但是进口所换回的进口物资又增加了国内物资总量，对人民有利。
叶季壮对外贸进口和出口坚持贯彻“以出定进，进出平衡，积极可靠，留有余地”方针，进口用汇保证重点，补助一般。在外汇使用上，他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摸着石头过河"。他十分注意对世界市场与国际经济的调查研究，对国际货币金融趋势分析透，看得准，并及时采取对策。
叶季壮任外贸部部长十多年，对外汇收支平衡一向抓得很紧，每隔几天，就找有关同志谈一次。外币贬值或收支平衡发生问题时，他就天天抓，常计算如何增加出口，如何将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外汇花在刀刃上。
1962年经济困难时，叶季壮协助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运用经济规律，在活跃市场，恢复经济方面，出了好主意。当用进口粮食与食糖加工的高级糖果、点心刚投入市场时，叶季壮到市场商品看动向，听反映，结果良好，使经济恢复加快。
叶季壮常常教育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指示文件，要又红又专，强调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他曾向外贸部工作人员作过《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的专题报告，言传身教，强调要以科学工作方法办事，给全体干部留下深刻的影响。
叶季壮善于抓主要矛盾。他对大问题，抓紧不放，一抓到底，同时，也及时解决关键性具体问题，不使它转化成大问题。他十分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常动手将干群创造的经验，从理论、政策上加以总结。他放手让同志们工作，在政治上业务上关怀培训干部，部置工作总要先详细交代，在工作过程中又进行具体指导和帮助。他开会、写文件、做工作，非常注重实效，不尚空谈，不搞形式主义，并强调：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可写可不写的文件，不写：开会时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不参加：不开无准备的会。叶季壮作为外贸部、国务院财贸战线上卓越指挥员，还有两个突出优点：
1.心中有数。叶季壮十分重视对经济进行数量分析，每日要看统计报表，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晚，不看完不睡。他对主要数字记得很准，帐算得很细，对一匹布做几套衣服，这种货币兑换多少那种货币之类的知识很熟悉。他对同志常说，搞经济工作数字很重要，数字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和性质。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同志有时要依照我们提供的数字来决定政策，采取措施，可不能马虎。他常向领导干部提问一些数字，不喜欢听“大概”、“可能”、“差不多”之类回答。有些同志汇报时，数字讲得不准，他给予纠正。因此，凡是参加他主持的会议，同志们事先仔细准备，以免在叶季壮提问时不及格。
2.多谋善断。叶季壮虽然对外贸财经工作很有经验，可称为专家，但他总是谦虚谨慎，日常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刻苦钻研经济理论与业务知识，系统地了解研究中外情况，密切注意新的动向与问题。他处理重要事件，从不主观判断，总是先作周密调查研究，认真倾听各方面意见，特别注意听不同意见，深思熟虑，再作出决断。他说：凡事一经提出，大家很快一致接受，里边可能包藏着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即使作出决定时基本正确或完全正确，也要考虑有没有副作用，能否避免或减少副作用。叶季壮对没有考虑成熟的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拿出意见来时，总是胸有成竹，能敲在点子上。
叶季壮对工作认真、扎实、稳健，有真知灼见。财贸、经济系统的广大干部都很敬佩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很器重与信任他。周恩来总理在处理财经战线重大问题时，总是先征求叶季壮的意见。中共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经常与叶季壮共商大计。副总理李先念说过，叶季壮批过的文件，我批就放心。
叶季壮在全国外贸、财经工作中都作出了显著成绩。他对财贸部门同志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1965年胜利地完成了经济调整的任务，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具体表现在：第一，1965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达到1984亿元，比1962年的1280亿元增长了55%。第二，国民收入1965年达到1387亿元，比1962年增长50.1%。第三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还清了外债，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
七、十分重视以英烈革命精神教育人民
担任外贸部长兼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的叶季壮一贯十分重视以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事迹教育亲人、朋友、同志和下代青少年儿童。他先后讲述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故事讲陈延年、张太雷、周文雍、陈铁军、彭湃、杨殷、罗登贤等英烈的事迹，教育干部、群众，坚持革命斗争。
叶季壮的老战友韦拔群是广西东兰人，1929年12月，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与叶季壮一起，打击敌人，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红七军成立，他任第三纵队纵队长，与红七军军部财经委员会主任叶季壮合作，在东兰地区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开展土地革命，获得广大农民拥护，参与领导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在东兰被反动分子暗杀牺牲，时年38岁。叶季壮听到韦拔群壮烈牺牲品耗，十分悲痛，缅怀韦拔群烈士毕生英勇作战的丰功伟绩，随后挥笔撰写了《对韦拔群同志的几点回忆》的回忆录。
叶季壮区忆说：韦拔群同志是广西右江农民运动的卓越的领导人，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韦拔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以坚忍不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组织和带领广西右江地区的人民群众，进行了长期英勇的革命斗争，创立了许多光辉的功绩，为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今天，我们追忆这位壮族人民忠实儿子的光辉形象，怀念这位无产阶级坚强战士和其他革命先烈们所创立的不朽功勋，仍然感到十分激动和亲切。
叶季壮说：韦拔群和其他革命先烈们，以他们英勇奋斗的光辉事迹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珍贵的篇章，以他们的鲜血铺成了革命胜利的道路。我们应该永远怀念他们的不朽功绩，学习他们的杰出榜样。现在，在韦拔群成长和斗争过的地方，富有革命传统的勤劳勇敢的广西各族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进。革命先烈们所理想的，为了奋斗而没有完成的伟大事业，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八、品德高尚的“红管家”
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贸易部长、国家外贸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的叶季壮是我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几十年革命生涯品德高尚，一心扑在党和人民的建设事业上。他个人衣食住行均很简朴。他是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政府法律、财经纪律、廉洁朴素、克己奉公的模范，从不利用自己掌管财经、外事、外贸的职权，搞特殊化，搞额外享受。谁要份外照顾他，他马上制止和批评。国内外来宾送给他的礼物，都严格按照规定交给有关部门。宛若昔日为革命战争节约每一个铜板一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亦节省每一分钱。他勤俭节约、艰苦奋战几十年，为党和人民贡献得很多，向党和人民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一切均按制度办事。
叶季壮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热心为人民大众办事。早在1937年春，他因公事到太原，在一家小食店吃饭，认识了小商贩王星成。王星成有爱国主义精神，拥护红军抗日。他小本生意，经营困难，日子艰辛，对反动派统治极不满。我党需要许多群众参加革命事业。随后，叶季壮动员他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西北荣社任炊事员。随后，叶季壮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王星成一直给该处做饭，后到延安，仍为八路军、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季壮等同志办事处做饭。新中国建立后，王星成被派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任炊事工作。1958年，王景成返祖国，组织拟安排他任行政科副科长，王景成文化水平低，不愿任副科长，提出想给叶季壮等同志做饭。叶季壮认为王景成年龄偏大，炊事工作很累。外贸部安排王景成在该部看管热力表。此后，逢年过节，王景成老人都到叶季壮家，叶季壮请厨房弄点可口小菜。只要不开会、不出差，叶季壮总是陪王景成一起吃饭、敬酒。两位老朋友边吃边聊天，很亲密。叶季壮给秘书和警卫人员讲《史记·陈涉世家》中一个史实：秦王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担任陈王后，看不起过去一起给地主做工的老朋友，后来甚至借口这位老朋友对陈不尊重，断了这个患难故交。陈胜这样，穷朋友都害怕了，都走了。陈胜忘本，结果众叛亲离，以失败告终。我们共产党人，总要比陈胜高明得多。贫贱之交不可忘啊！
叶季壮对家里同志、亲人常说：在革命队伍里，谁也不能高人一等，谁也不能低人一等。部里不管司局长、处长，还是一般干部、职工，到家里找他，一定有事，都要不阻拦，热情欢迎，请进家里。叶季壮与来访者谈话后，都要送到门口，握手告别。
叶季壮对下级从来不摆官架子，一律平等对待。他对上级，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总司令、陈云副主席，李先念、李富春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则充满了尊重的感情。有一天，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指定叶季壮婴日陪同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叶季壮虽然生病刚愈，但为了搞好这次接见，连夜熟悉和准备好材料，以备毛泽东主席查询。当日，他整整忙了一个通宵，认真对待，完成了任务。
叶季壮给家里人规定了一条纪律：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是总理办公厅来电话，都要立即通知他。他说：“可能是总理找我。他那么忙，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他。”
国内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叶季壮家庭与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清茶淡饭。有一天，喝萝卜汤，连萝卜叶也煮进去了，没有油，有一点发苦。他的女儿尝了一口，皱了一下眉头。叶季壮就给孩子讲故事，1942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叶季壮随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一起在南泥湾种地，中午吃饭时，也是一盆萝卜汤。陕北的萝卜又小又瘦，煮的时候又没有切，缺油少盐。朱德总司令一边吃一边乐呵呵地说：“今天吃人参汤。"连朱德总司令都爱喝这样的萝卜汤，你们该怎么办呢？女儿听后不再嫌苦了。
叶季壮对亲属，既爱护备至，又严格要求。他的夫人马禄祯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老巾帼干部。组织上希望马禄祯与叶季壮结婚后，多照顾叶季壮的生活，让他更好地做好工作。但婚后，叶季壮让马禄祯去工作或学习。不久，他得知马禄祯在长征中头部、腿部均受过伤，是个"二等乙级残废"，就尽量帮助爱妻干活，怕累坏了她的身体。新中国建立后，马禄祯由部队到外贸部办公厅工作。1953年定级时，叶季壮规定马禄祯的级别不得高于行政16级。与马禄祯同时参加革命的同志，几乎定级都比马禄祯高。叶季壮就对爱妻说：“不与别人比级别，要比工作、比干劲、比贡献。"马禄祯听后心悦诚服。叶季壮的长子，在新中国建立后初期，由广东老家写信给父亲叶季壮，要求到首都北京工作。叶季壮复信给长子，要他在广东安心工作，不要认为自己的父亲是高级干部，就高人一等，可以受到特殊照顾。直到20世纪80年代，叶季壮的大儿子仍在广东南海县一间工厂里当工人。
叶季壮于20世纪30年代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敌军打仗时缴获到两个铁皮箱子的战利品。经有关部门同意，这两个铁皮箱子归他使用。长征中，叶季壮将这两个铁皮箱挂在马鞍两旁，箱里装满了文件、帐目等资料。他十分爱这两个铁皮箱，到陕北保安时还修理过。随后，他转移到延安工作，就主动将这两个铁皮箱上交了。由此可见，他善于爱护公物，及时将公物为公，不贪点公家财物。叶季壮还对妻子马禄祯说：别的同志也许更需要这两个铁皮箱。
叶季壮是个注重节约的干部。北京市内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品中有一条十分陈旧皮带，注明是叶季壮同志使用过的。叶季壮对夫人马禄祯说过：他就是扎着这条皮带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漫长岁月，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51年，的确不能再用了。他才买了一条新皮带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们将这条皮带送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该馆认为这是一条有革命军事斗争历史意义的文物，安置在陈列柜展览。叶季壮的女儿到该馆参观后深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
马禄祯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叶季壮因公事到外国。他原有的衣服被虫咬破了，衣领也破了。组织为他做了两套好的毛料子眼，返祖国后，他坚持要将两套毛料子服的钱还给公家。有同志说：“一定要交，就交衣服吧，反正你平常也不爱穿料子服。"叶季壮平时不爱穿料子服，总爱穿布衣服。他不同意交衣服，还说：按我的身材定做的衣服，退还给国家，国家有什么用！还是退钱好。他还了钱给公家，并对马禄祯解释说：宁可自己吃亏，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呵！
1963年，一位外国朋友送给叶季壮一台手提式电视机。外贸部交际处派人拿来让叶季壮过目。这是一台小巧玲珑、清晰精致的稀有之物电视机。叶季壮的儿女非常喜欢，十分希望能把这台电视机留下家里多看几天。但是，叶季壮根本不听儿女们的祈求，马上请交际处同志带回部里交公，叶季壮告诉交际处同志：外国朋友送给他的礼物，不论大小，都要经他过目，让他知道，以免同外宾交谈时“对不上口径”；但礼物则一件也不留给自己，而是全部交公。叶季壮任外贸部长十多年期间，外国友人送给他的礼物很多，都悉数交公，一件不留。他到外国很多，但从不给家庭或亲朋买进口商品。小女儿在中学时，发现有些同学有进口小闹钟，哭着请求爸爸返祖国时带个外国小闹钟回家。叶季壮爱自己的小女儿，但是，他坚守原则，出国归来时不给家庭带物品。他生前没有给家中留下任何一件进口物品，无论电视机、录音机、电子手表等等都没有。他留给家中和亲友的只是两袖清风，是重于言教的身教。他曾对家庭成员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正是剥削阶级的格言。近水楼台不得月，才是无产阶级的格言。
1961年，叶季壮因公事到广州，突然患病中风，嘴都歪了，被急送到医院治病。组织上安排他的儿女们坐飞机到广州探望他。儿女们离北京后，叶季壮随即对妻子马禄祯说：儿女们的飞机票不得向公家报销，家庭出钱。马禄祯按他的意见办。
叶季壮从广州治病稍愈后，返北京继续治疗，身体日渐好转。一旦痊愈，他就积极地照常工作。他常以三国时代的著名丞相诸葛亮（孔明）的格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鞭策自己。
1965年1月15日，叶季壮从黎明起床就一直在书房办公室工作，看资料，阅文件写批示，忙到中午12时30分。组织上派来担负警卫的常同志到房里催他先吃饭。叶季壮说：“把这份急件办理完了再吃饭吧。"常同志只好退出房外。十多分钟后，常同志再入房里催他去吃饭时，看见叶季壮已经急病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文件撤在地上，他的眼镜也摔坏了，又是患急性中风病，但比在广州那次更严重。嗣后，他再也没有能够恢复过来。叶季壮生重病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叶季壮具有辛勤劳动、艰苦朴素、多谋善断、公正无私、坚持廉洁、平易近人等许多品质高尚等优点，被我党我军许多干部赞誉为“我党我军优秀领导干部之一，是我党我军著名的‘红管家’”。
有些同志回忆：叶季壮有“急才”，勤俭办特大事，妙计找到大批汽车零件。例如，解放战争后期，沈阳刚被我军解放。当时，国民党部队撤退时在市里丢下许多运兵汽车与吉普车，但汽车零件已被群众拆走了，开不动。担任接管国民党物调局领导人的我军优秀指战员蓝祥辉立即找叶季壮汇报，说部队很着急，无法用汽车运兵。叶季壮听汇报后，立即说：你不用着急，你马上开一个店铺，专收各种汽车零件，无非是花一点钱，汽车零件就回来了。蓝祥辉照办，很快收购到大批汽车零件，给我军对缺零件的各类汽车都配齐零件。结果，东北野战军大批汽车源源运兵至前线，取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大捷，再乘胜南征，与兄弟部队取得解放河北、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岛的胜利。
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外贸部长李强以及周化民、贾石等该部领导干部回忆说：叶季壮是久经锤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党忠心耿耿，待同志谦虚诚恳，对群众平易近人，做事稳健持重，有长者之风。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叶老”。大家都景仰我党我军的这位“红管家”。他的卓见远识和丰富经验，尤其是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思想、好作风，使我们深受教益，铭刻于心。我们深深感到，叶老最鲜明的特色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紧紧结合在一起。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奋不顾身，历尽艰辛，努力发展经济，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粉碎敌军的“围剿”和长征胜利、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为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后勤供应，以切实有效的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建立后，他为外贸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中央军委装甲兵政委、全国人大常委莫文骅在回忆说：叶季壮最长于理财，不愧为我党我军的“红色好管家”，并写了一首诗怀念他：
战时筹军食，艰苦计锱铢。
立国主外贸，四海积财资。
秉公耀日月，清白不徇私。
理财称前辈，德行众所师。
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审计处处长耿万福忆叶季壮时说：叶季壮是一位好领导，不仅对东北地区军队的后勤工作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全军后勤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九、“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与辞世
1966年夏，全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7年6月，中国外贸部一部高音喇叭对着叶季壮家庭的窗口，播发了震耳欲聋的喊话声：“叶季壮是外贸部最大的走资派！”、“打倒叶家王朝"。（据马禄祯的回忆：《近水楼台不得月，两袖清风见精神——怀念叶季壮同志》）。部里一些造反派还张贴大字报诬蔑“叶季壮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季壮是外贸部修正主义头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目！"、"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总根子！"。
当时，年已73岁高龄的叶季壮已经卧病在床治疗两年多，已是病情严重，听到窗外的喧嚣，双唇紧闭。他眼里的泪水，夺眶而出，晶莹的泪珠滚滚而流。他十分愤怒，但又异常痛苦，长吁短叹，一言不发，以静默作抗争。
在此期间，林彪反革命集团曾先后三次派员到叶季壮处，要求叶季壮在一份诬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材料上签字作证明人。卧病在床的叶季壮正气凛然，对前两次来人以沉默作斗争，拒不回答，绝不干诬蔑总书记的事，对第三次来人，则干脆脸部朝墙壁，背部朝外，根本置之不理，坚决不做违背事实的事。三批来“客”遭叶季壮坚决拒绝签字后，灰溜溜地走了。叶季壮喘着气对妻子马禄祯说：“我不能做亏心的事。”叶季壮就是这样一个忠贞不屈、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史实、坚持原则的敢于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坚强的高级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叶季壮目睹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首都北京以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等各地城乡大肆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不仅破坏了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而且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做出很多荒唐的破坏活动，错误地批斗了大批优秀的老中青干部，批判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专家、学者。
叶季壮发现许多老干部、老战友以至不少中青年领导干部受无理批判、斗争，挂黑牌游街，被日夜审讯追查交代问题，受疯狂诬陷和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深深感到在中国辽阔的天空，正笼罩着滚滚乌云，狂风暴雨，内心无限忧虑与愤慨，有许多问题要向党说。他不顾年迈多病，便坐在病塌旁，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倾吐为真理而战斗的忠肝铁胆的心声，希望老干部和许许多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再受无理批判和斗争，应实事求是解决各类问题。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控制了党政军各部门，叶季壮呈送毛泽东主席的信，未知是否送到毛泽东主席阅，宛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继续打击广大老干部和城乡各级领导干部。叶季壮仍被造反派批判为“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他因患病卧床不能坐起来，医生不让拉他到会场听批判。造反派就批斗叶季壮的妻子马禄祯作顶替。有人竟发言说：1961年，叶季壮在广州生病，叶季壮的儿女们用国家的钱由北京坐飞机去看他。走资派就是这样搞特殊化的。叶季壮的妻子马禄祯听后，回到家里，把当年儿女几张飞机票找了出来，回答那个批判人：当年我们家庭自己花的钱，现在给你看，你给报销吗？那个人听后，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不敢说话。实际上，马禄祯并不是想报销，只是对那种专往别人脸上抹黑、捏造事实、攻击叶季壮的人气愤万分，为分清功过，所以拿出证据来说清问题，以明真相，为叶季壮证明清白。
外贸部干部、群众当时分为两派：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认为叶季壮是公正廉洁，不多贪多占的，是正派的优秀领导干部：另有部分人组成“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造反派"认为叶季壮主管中国贸易、外贸，经营管理国家部分财物，还常常多次出国搞外贸，他家里必有许多财宝或高档次“洋货"，于是到叶季壮家中实行抄家，翻箱倒柜，逐房查来查去，结果找不到任何值钱的物品，更绝对没有高档、中档、低档“洋货"，都是公家配给他的家具等物品以及他日常用的普通干部都有的衣服等日用品，只有一套出国访问，公家给他订做的两套毛料衣服，但是，叶季壮已经将制料子服的钱付给公家了。这两套料子服也已经出国许多次穿用，均已成为陈旧不值钱的物品。部里“造反派”感到很奇怪，没有收获，不得不悻悻离叶季壮家中，但连续多次碰钉子后，"造反派"仍不心死。他们认为，可能叶季壮已将许多钱财金银珠宝搬回故乡广东新兴老家，就迅速分配人员到新兴县船岗区（今六祖镇）水湄村叶季壮祖屋开展逐房搜查，也找不到任何一点财物，于是对他已逝世许多年的爸爸的坟墓开展挖掘出土，结果也捞不到任何珠宝金银，只得垂头丧气返北京。通过这种种劫难，充分显示了“造反派”的丑恶用心与卑劣手法，同时也显示了叶季壮的清廉作风的崇高品质。
叶季壮对“造反派”执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左”倾手法，非常反感，但只能以卧病在床沉默抗议。待“造反派”离家后，叶季壮才对家庭成员讲述自己的以沉默反抗"造反派"的正确做法。因为这些“造反派”成员，许多人是群众，他们只是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影响，才干出这些事法。
叶季壮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多已住在医院治病，在“文革”初期又受到这场动乱的折磨，对种种诬蔑、陷害十分忧愤，同时更深一层的是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很担心。在恶劣处境中，他精神上受到打击，病情日渐恶化，进入病危。
1967年6月27日，叶季壮紧锁着双眉，脑海带许多问号，在忧愤中与世长辞，时年74岁。
同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元帅、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宁一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干部、群众到北京八宝山参加了叶季壮追悼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个挨一个地和叶季壮的妻子马禄祯紧紧握手，神情严肃，默默无言。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横行，对这位被他们以及造反派定为"外贸部最大的走资派"的叶季壮的葬礼自然是显得稍冷落，连到会者签到薄也没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总理周恩来对这种做法极不满意，在追悼会仪式前后，就向到会者讲述了叶季壮在建军、后勤、贸易、外贸、外援等方面的重大贡献，总计讲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副主席还说：中央把每一个任务交给叶季壮同志，叶季壮同志总是反复地思考，很好地完成。周恩来总理号召同志们虚心向叶季壮同志学习。不少与叶季壮共过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干部、中青年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均万分怀念与赞颂我党我军杰出的"红管家"叶季壮。
出席叶季壮追悼会的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中共中央委员、解放军大将萧劲光，中共中央委员、曾任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书记韦国清，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省长罗贵波，中共中央委员方毅，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李天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宋裕和、张令彬、袁任远、林海云、李强等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追悼叶季壮大会上致悼词，介绍了叶季壮同志的生平，介绍了叶季壮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为我国人民军队后勤供应工作的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商业和对外贸易工作作出了贡献。
1967年7月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叶季壮同志逝世》的消息报导。其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67年6 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