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和考验

林玩同志选择了一条为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的道路之后，就以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她经组织安排，离开槟城去星州(现新加坡)，在一间橡胶厂当工人，并从事女工工作。

1933年5月1日，林玩一早起来，梳洗完毕，吃过几块饼干，把一叠传单放进菜篮里，用香蕉叶盖着，就往牛车水菜市场走去。这一天是国际劳动节，殖民统治者也早有防备，派出了大批军警。当看见市场上空一忽儿在这边飘着传单，一忽儿在那边又飘着传单，看见有人捡传单，有人看传单，就汹涌而至，当场把一批人抓到警察局去。林玩也一起被捕了。审问之后，有的人有店铺担保，有的人家里出钱担保，一个个被保释出去了，只有林玩一人不能保释，因为她没有人担保。她不敢说出刘家的住址，因为她对刘家不抱幻想；她也不敢说出养母的地址，因为她怕自投牢笼;她更不愿说自己是那一间工厂的工人，住在什么地方，有那些朋友，因为，她怕连累战友。审问她时，她改名换姓，再问其他情况，她就什么也不讲了。这样，她成了一个无父无母、无家无室、无职业、无住址、无朋友熟人的怪人了。警察局猜她是共产党人，但又没有拿到任何证据。监禁了半年之后，殖民统治者就以她是个危险分子、不受欢迎的人为理由，把她驱逐出境。

1933年冬，被驱逐出境的林玩，由新加坡乘船回国。才20岁的海外游子，在又热又闷的船舱里渡过难熬的日日夜夜，她多么渴望早日投入祖国的怀抱，尽情浏览祖国的河山，呼吸一下大地上的新鲜空气啊。但是，她一踏上祖国的南大门广州，又进入一个白色恐怖的世界一一被广东省公安厅拘留，关押在拘留所达半年之久，随后又被送进南石头监狱。在监狱过的是非人生活:饭是夹着沙粒的霉米；生活用品更是欠缺;监狱对政治犯看管极严，不准同探监的亲友见面，不准通信。可是，林玩什么也不怕，虽处逆境，革命意志却丝毫不动摇。她对狱中的几位身份已公开的女共产党员亲如姐妹，耐心教育监狱看守，提高他们的正义感，使他们帮助狱中姐妹捎信出去。她积极参加狱中共产党员发动的反对监狱虐待政治犯的斗争：要求改善犯人伙食;给犯人发草纸、木屐、肥皂等日用必需品;每天定时给犯人到牢外晒太阳；准许定期让犯人到厨房煮凉茶、药物等。经过斗争，这些合理要求基本上都得到解决。狱中共产党员帮助一些文化水平低的政治犯和一些普通犯人学文化，林玩担任文化教员。1936 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狱中共产党员进一步发动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的斗争,要求准许同探监的亲友见面，准许买书报看，准许与亲友和狱中男监犯通信等等。经过斗争，监狱长无奈，同意经过检查，可以通信和买书报看。有了书报，林玩爱不释手，抓紧时间学习。她喜欢唱歌，常和狱中战友一起高唱革命歌曲。高亢的歌声使监狱长不得安宁，就叫看守来训斥。她们对看守的训斥不予理睬，照常地唱歌。她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种种折磨，渡过漫长的监狱生活。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释放政治犯，经中共南方临时工委营救，林玩于1937年上半年获释出狱。

虽然，她刚走上革命征途就遭到急风暴雨的袭击，在国内国外经历了四年多的囚徒生活，但她像一只暴风雨中的雄鹰，无畏地经受着考验，迎着暴风雨前进。监狱禁铜了她的自由但不能屈服她的革命意志。她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出狱后她很快就和中共广东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党组织关系。她改名林玩，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广州市抗敌后援会、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抗日团体工作。

在如火如茶的抗日救国洪流中。她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深人到工厂学校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广州市抗敌后极会东山区指挥部工作时，她到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中进行建党工作，发展了老恩煦、李福海等同志人党。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惠阳县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广东当局仓猝逃遁。中共广东省委号召全党团结一切爱国人士、知识青年，深人农村去发动群众，打击进犯敌人。林玩参加了战时工作队到了云浮县圭岗区。不久，又到国民党海军水雷大队去做政治工作，以提高那里官兵对抗战的认识，增强他们]的胜利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