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年），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他是唐朝的高官，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相当于现代的副部级干部，妥妥高干！在官场上韩愈也称得上正气凛然。例如在后人所熟知的唐宪宗准备迎佛骨入大内，韩愈立即上《论佛骨表》，力谏宪宗，触犯了皇威，差点被定为死罪，后经同僚竭力营救，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此事有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可证：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官做的大，官声也好，还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为后学的宋代大文人苏轼(1037-1101)，后来奉潮州太守王涤之请撰写了《潮州韩文公庙碑》，称其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但苏轼写作《潮州韩文公庙碑》前并未拜谒过潮州城南韩庙，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这事记载于他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才借贬官之机在潮州住了六天，到潮州城南韩庙、韩山(时未建韩山祠)等地参观考察韩文公遗迹，并留下不少有趣的故事传说。这也是他撰写《潮州韩文公庙碑》四年后的亲临调研!看来，古代人写东西并不一定要亲临现场，难怪今天的作家要强调“走基层”了。
尽管韩愈先生为人、为官都值得称道，但他也有当时文人骚客的通病：爱好美女。据说老韩在潮州就特别爱两个叫绛桃、柳枝的侍妾，竟然把女孩子写进了诗里：
风光欲动别长安，
春半边城特地寒。
不见园桃并巷柳，
马头唯有月团团。
诗中第三句的“园桃并巷柳”，指的就是绛桃与柳枝。美女谁不喜欢，但这个老韩竟然发在了朋友圈，好在那时没有今天的“五毛”，如果放在现在，这绝对是老韩为老不尊的重要、切实证据啊!
爱好美女也得有本钱，除了官大诗好钱多，还得身体好才行。韩愈先生就死于美女多、身体差，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但让人想不到的是，韩愈死后的第1125年，发生了一起“诽谤韩愈案”，震惊中外。
台湾省台北的《潮州文献》1976年10月第二卷第4期发表了署名“干城”的文章《韩文公苏东坡给予潮州后人的观感》。“干城”是郭寿华笔名，郭原籍广东大埔，少年时期曾在潮州金山中学读书，当过湛江市长，后随国民党迁台。此文云:
韩愈为人尚不脱古文人风流才子的怪习气，妻妾之外，不免消磨于风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风流病，以至体力过度消耗，及后误信方士硫磺铅下补剂，离潮州不久，果卒于硫磺中毒。
这在一般读者看来无甚新奇的“观感”，却引来了郭寿华的同乡黄宗识的异议，他甚至要到法院起诉郭寿华涉嫌诽谤韩愈。他翻阅《台湾地区刑法》，查到第312条诽谤死者罪:对于已死之人，犯诽谤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但是黄宗识并不是韩愈后代，无诉讼权。
2017年，我国《民法总则》三审时增加了第一百八十五条：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英雄烈士等的人格权益进行特别保护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体现了民法总则鲜明的政治导向，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但有些英烈并无后人或近亲属，其原告的主体资格就是难题，后来国家出台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可为有益补充。
黄宗识的起诉也遇到了原告主体适格这一难题。他便找到韩愈第三十九代直系血亲韩思道提起自诉。出人意料的是，台北地方法院刑庭推事(法官)认定:“自诉人以其祖先韩愈之道德文章，素为世人尊敬，被告竟以涉于私德而与公益无关之事，无中生有，对韩愈自应成立诽谤罪。自诉人为韩氏子孙，因先人名誉受侮，而提出自诉，自属正当。”判处被告罚金三百元。郭寿华不服上诉，台湾高等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该案遂告定谳。
说来，郭寿华的文章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宋陶谷的《清异录》记载于：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惜“始亦见功，终致绝命”。《清异录》记载的都是古人琐事，虽然被归类为小说，但是，作为重要笔记，《清异录》保存了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很多重要史料，书中一半以上的条目分别被《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采录。所以《清异录》中的记载，并非全为虚言。
此案之判决，引起文坛极大的震惊。萨孟武在1976年9月15日写了《论“诽韩”的文字狱》，文中说:
韩愈到底得了什么病，有没有吃过硫磺，这都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余年以后，有人写了文章，考证韩愈的病，而司法机关竟为一千余年前的韩愈，判决现在著作人郭寿华犯了诽谤罪罚金300银元。我不知道这个判决是根据刑法哪一条，根据刑法第309条么?此条所谓的“人”是指活生生的人。根据刑法第312条么?本条所谓“已死之人”，必有期间上的限制，否则我们随便评论一位古人，均将犯了诽谤罪。此风一开，我们不能批评王莽，不能批评曹操，不能批评秦桧，不能批评张邦昌。文人一执笔，一下笔，动辄得咎，那里尚有什么言论自由?
据说台湾戒严年代里，时有干涉学术自由讨论的事发生。齐邦媛的《巨流河》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1970年代，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攻击者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台湾师大周何教授差一点进了警察局。
不只是台湾地区，大陆也有本《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案”，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由此，揪出了“西北反党集团”，一个株连党政军各级干部多达上万人的特大政治冤案横空出世。1979年中央专为此案下发了第53号文件，为“《刘志丹》小说案”平反昭雪。文件认为“……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中，康生伙同、‘四人帮’，更加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
发生在54年前的台湾地区的诽谤韩愈这则奇案，后人戏称为最后一桩文字狱。细究起来，本是文人墨客，发思古之幽情，用不着认真，更不值得提出诉讼。郭寿华所言，即使失慎失实，也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杜甫《石壕吏》痛斥赋税之苛;《兵车行》谴责兵役之重;白居易《长恨歌》讽喻玄宗“重色思倾国”，而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好在，经过40多年的法治建设，70年前动辄因言获罪、类似胡风这样的冤案再也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