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视界中的韩愈

康有为在讲学和著述中反复提到韩愈，致使韩愈成为出现在康有为乃至近代哲学视界中的为数不多的汉唐人物。康有为提及的先秦人物数量大得惊人，可以说创近代哲学之最。相比之下，他对汉唐时期的人物提及不多，对唐代人物的提及更少，韩愈则无疑是康有为最为关注的唐代人物。康有为对韩愈的关注和审视包括诗文与道术（文学与思想）两个维度，对两个维度中的韩愈分别对待，评价相差悬殊。康有为对韩愈的态度呈现出先褒后贬的态势，这一态度转变直观地再现了康有为的心路历程，也使康有为视界中的韩愈变得意义非凡起来。借助康有为对韩愈的解读，既可以直观感受韩愈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以及康有为思想嬗变的原因，又可以深切体悟康有为的价值诉求以及有别于其他近代哲学家的不同之处。

一、对韩愈的身份归属

在近代哲学家中，说到关注、提及中学人物的数量之多，要数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对人物的关注热衷于追溯身份归属，勾勒传承谱系。这是康有为审视、解读人物的一大特色，也与梁启超侧重对人物思想的阐发形成鲜明对比。康有为对韩愈如法炮制，致使韩愈在康有为视界中带有明显的康氏范式。可以看到，与对韩愈的思想解读相比，康有为更为关注韩愈的传承谱系。

首先，康有为追溯韩愈的思想源头，肯定韩愈出于文中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不止一次地断言：

昌黎学出于文中子，为散文之源流。

昌黎学出于文中子，为古文之源流。

文中子即隋代哲学家王通（584—617）。除了曾经模仿六经作《续书》、《续诗》之外，王通还模仿《论语》作《中说》。《中说》又名《文中子》，王通因而被私谥为文中子，文中子的称谓便缘此而来。王通虽然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但是，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却是确凿无疑的。这一点从王通的著述中便可一目了然。康有为贬低《论语》而尊崇《春秋》，这先天地决定了他对王通模仿《论语》而来的《中说》的贬损态度，也注定了康有为对王通的儒学思想是不认可的。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康有为每当肯定韩愈出于王通，都不忘加上一句解释——或者“为散文之源流”，或者“为古文之源流”，总之决口不提儒学。由此不难想象，康有为肯定韩愈之学出于王通，是从诗文的维度立论的，同时也意味着韩愈的思想来源不正——至少在思想即康有为所讲的“道术”方面如此。

其次，在借助隋朝的王通说明了韩愈的前世之后，康有为讲到了韩愈的今生。对于韩愈（768—824）在唐代的状况，康有为肯定韩愈之文集唐代之大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声称：“唐四杰以后甚难解，由骈极而变为散。散文，陈伯玉为第一。至昌黎集其大成，而风气异矣无不备。但义理甚浅，学诸家所长。”

在肯定韩愈集唐代之大成的前提下，康有为反复突出柳宗元对韩愈的追随，于是不止一次地说道：

独昌黎大倡古文，当时未知之从也。从之者柳宗元及其弟子数人而已。

柳开刻《昌黎文集》，无人买，当时有少年儒问之，送一套，可知其文不行。

由此可见，康有为一面指出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应者寥寥，一面指出韩愈之文在当时无人问津。当然，康有为在彰显韩愈与柳宗元密切关系的同时，也比较了两人的区别。下仅举其一斑：

扬子云、柳子厚善于摹仿相如，昌黎善于创造。

柳子厚学《国语》，昌黎学经学、《礼记》。

第一段引文从文学的角度立论，指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风格大异，柳宗元与扬雄一样擅于模仿，韩愈则擅于创造。第二段引文从思想来源的角度立论，指出韩愈、柳宗元的思想依据不同经典文本而来，柳宗元学《国语》，韩愈学经学，尤为重视《礼记》。柳宗元作《非国语》，韩愈作《读墨子》、《读荀子》和《读仪礼》等，康有为故有此论，至于为什么由韩愈作《读仪礼》推导出韩愈学《礼记》则不得而知。

众所周知，柳宗元与韩愈一样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两人领导古文运动，史称“韩柳古文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韩愈在唐代的情况，康有为极力彰显韩愈与柳宗元之间的关系无可厚非，可以说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康有为反复提到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并借此拉近韩愈与柳宗元之间的距离，同时刻意淡化乃至回避韩愈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康有为反复强调，韩愈与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之间思想一脉相承，柳宗元热衷于追随韩愈。问题的关键是，追溯韩愈者并非柳宗元一人，柳宗元也并非与韩愈思想最密切或最相似。尽管如此，康有为却对柳宗元之外的其他人只字未提，只关注韩愈与柳宗元一人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康有为凸显韩愈文学家的身份，并且始终侧重从文学的角度勾勒韩愈的传承谱系。在这方面，康有为对韩愈思想出于王通时凸显“散文”、“古文”如此，对韩愈在唐代集大成并与柳宗元关系密切的说明也不例外。

再次，在对后世的追踪中，康有为指出，韩愈开出宋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反复宣称：

开宋一代之风，韩昌黎始。

宋学皆自韩愈开之。

这就是说，康有为多次发出了宋学自韩愈开出的论断，肯定宋代风气是韩愈而开。对于有宋之学，康有为不止一次地进行了如下描述和勾勒：

宋之学，始自欧阳修。激扬气节，始范高平。古文亦开于欧阳修，乃韩昌黎再传弟子。

柳仲涂刻《昌黎集》。欧阳公得一《昌黎集》，穆子长传古文于尹洙，欧阳从尹洙受学，由欧阳公以下，能讲经学，东坡、荊公、曾子固等，能发明之。倡经学、词章者，欧阳公也。

在这里，康有为从宋学始于欧阳修而欧阳修是韩愈后学推导出宋学开于韩愈。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得出这一结论，与凸显柳宗元对韩愈的追溯一脉相承。宋学自欧阳修始，而欧阳修之学源自柳宗元刻的《昌黎集》，欧阳修是韩愈的“再传弟子”。这就是说，康有为一再肯定韩愈开宋代风气，依据是宋学始于欧阳修，而欧阳修借助柳宗元刻的《昌黎集》而师法韩愈，是韩愈的再传弟子。
上述内容显示，康有为反复宣称韩愈开出宋学，言之凿凿，语出有据。事实上，面对康有为仅凭欧阳修学柳宗元刻的《昌黎集》就断言欧阳修是韩愈再传弟子，并且由此推出韩愈开宋学的结论，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欧阳修是韩愈的再传弟子，那么，韩愈的亲授弟子是谁？欧阳修凭借柳宗元刻的《昌黎集》成为韩愈的再传弟子，而刻《昌黎集》的柳宗元并没有被康有为明确指定为韩愈的弟子。如此说来，仅仅根据欧阳修读了《昌黎集》就断言其为韩愈再传弟子太过牵强——难道说只有欧阳修一人读了柳宗元刻的《昌黎集》不成？如果这一点不成立，那么，康有为根据宋学始于欧阳修而推出韩愈开出宋学的结论便无法成立。

与此同时，康有为对于宋学之开端还有其他说法。例如，他曾经发出了如下论断：“宋朝之学出于周子。”此处之“周子”指作为“北宋五子”之一的周敦颐。如此一来，究竟谁是宋学的开端，康有为便提出了韩愈与周敦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对于康有为关于宋学开端的这两种不同说法，可以作时间上的先后解——追溯到宋之前，滥觞于韩愈；具体到北宋，发端于周敦颐。深入剖析可以发现，这种解释在康有为那里既缺少事实依据，又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第一，康有为由始至终都没有说过周敦颐是韩愈后学，甚至从来没有将周敦颐与韩愈联系在一起，反倒一再凸显周敦颐与陈抟以及老子等人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第二，在对韩愈开出宋学的具体解释和论证中，康有为举出的宋代人物是欧阳修、范仲淹而不是周敦颐或与周敦颐关系密切的二程、张载等人。综合这两方面的情况可以得出一个初步认识，康有为眼中的宋学分为两个领域：一是思想即义理，一是文学即文章。对于这一点，康有为本人的下面这段话提供了注脚：“故有宋一代，义理折衷于闽、洛，文章折衷于欧阳。”此处之“义理”侧重思想，“文章”则侧重文学。依据这个说法，宋代的义理之学开于周敦颐，程朱一脉是其中的“显学”；文章则开于韩愈，作为韩愈后学的欧阳修集其大成。对于宋学的义理一脉，康有为断言：“朱子之学得自程子，程子之学得自周子。” 对于宋学的文章一脉，康有为宣称：“昌黎文，范围有宋一代。”与将欧阳修说成是韩愈的再传弟子相印证，对于宋代文风以及韩愈的决定性影响，康有为解释说：“欧阳修少年学骈文，二十六得尹文，授《昌黎集》，然后变为散文，取试专以散文。”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康有为肯定韩愈开宋学，是从文章的角度立论的，因而举出的例子是欧阳修、范仲淹以文学见长者而不是像“北宋五子”那样以思想见长者。

经过康有为的梳理和勾勒，韩愈上承隋代之王通，下启宋代之欧阳修，在唐代则是集大成者，并且与柳宗元关系密切。深入分析康有为对于韩愈传承谱系得出的这个结论，可以发现两个耐人寻味之处：第一，韩愈是唐代大儒，康有为却对韩愈的大儒身份未置一词。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康有为缘何对韩愈的大儒身份视而不见？第二，康有为反复凸显韩愈与柳宗元之间的思想传承，尤其是喜欢以柳宗元刻《昌黎集》为证据证明柳宗元对韩愈的追随，反倒是对韩愈的著名弟子——李翱不予提及。康有为的做法极易产生误导，也同样令人疑窦丛生：追随韩愈者是否只有柳宗元一人？或者说，柳宗元是否是韩愈最为著名或关系最密切的追随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康有为的做法当属别有用心，同时也不免令人疑惑。无论康有为的做法如何令人疑惑，可以肯定的是，他对韩愈传承谱系的勾勒大致框定了韩愈的学术身份和思想特征，也决定了对韩愈功过是非的态度评价。

二、对韩愈的态度评价

就康有为对韩愈的态度和评价而言，表面上看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可谓毁誉参半。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否定远远大于肯定——在道术方面，更是绝少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曾经对唐代的学术状况进行审视和勾勒，并在这个背景下给予韩愈较高评价。例如，康有为一再宣称：

唐以诗赋取士，无一人通经学者，韩昌黎力矫浮靡，只成得一文章家，于经学无与，而已开宋学之义理焉。五代无一人言学，至宋，经学之兴，始于欧阳文忠。激扬气节，始范高平。散文亦开于欧阳文忠。欧阳文忠，乃昌黎再传弟子。

隋、唐亦立“五经”博士，由此途进者，谓之“明经”。既立科目取士，以诗赋起自唐，故人皆习于词章，而通经渐少。故唐一代，无有能通经学者，然其读书甚博，且最重骈体，故一时读文史者正多，论名节则无矣。其人皆溺于科举，上下无复有言气节者。惟韩愈一人崛起，反骈体为古文，又能攻佛、老异端，作《原道》诸篇，于是风气渐趋于义理，且气节又高，故宋学由此而开焉。

在这里，康有为从三个方面给予了韩愈肯定评价：第一，肯定韩愈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扫前朝的骈文风气，倡导古文运动。这用康有为本人的话说便是：“汉只有文，六朝只骈体，昌黎始倡古文。” 第二，肯定韩愈重经学，改变隋唐以来溺于科举、习于辞章的空疏学风。这一点与康有为对韩愈擅于创造的评价可以互证。第三，肯定韩愈重气节，主要表现是辟佛老之异端，作《原道》诸文。由于韩愈的这些努力，学术风气由辞章、骈文而渐趋义理，从此开出了宋学。与此相一致，康有为声称：“唐朝专言词章，韩昌黎因文见道。”

综合考察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康有为对于韩愈的学术思想即义理、经学方面的论述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展开：第一，康有为肯定韩愈学经学，并由骈文而转向义理。这一点通过康有为对韩愈与柳宗元的比较凸显出来，更通过肯定韩愈“因文见道”、学经学而辟佛老——特别是开出宋学之义理表现出来。第二，康有为对韩愈经学、义理的肯定是在断言整个唐朝“无一人通经学”、满朝皆沉溺于骈文的大背景下发出的。因此，从整体上说或者说将韩愈置于中国学术的背景下，康有为并不认可韩愈的经学和道术。与此相印证，在肯定韩愈出于王通时，康有为漠视王通之经学，反复强调韩愈出于王通的立论维度是“散文之源流”、“古文之源流”；在肯定韩愈开出宋学时，始终让韩愈与欧阳修、范仲淹等文学家为伍，而绝口不提韩愈与以思想（道术）见长的宋明理学家的关系。此外，康有为对韩愈、李翱的道德论、人性论（性情论、复性说）等讳莫如深。再结合康有为一再抨击韩愈“道术浅薄”，极有可能是指这方面的内容。

三、对韩愈文学与思想的区别对待

康有为将韩愈之文学与思想截然分开，并在这个前提下区别对待——一面肯定韩愈的文学成就，一面抨击韩愈的道术思想。早年的康有为受老师——朱次琦（九江）的影响对韩愈怀有好感，特别是对韩愈在诗文方面的成就推崇备至。有鉴于此，无论说到文还是诗，康有为均以韩愈为楷模。例如，康有为在《桂学答问》中不止一次地说道：

散文读《古文辞类纂》、《韩》、《柳集》，则有法度矣。若能读《全上古三国六朝文》、《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海》，则源流毕贯。

诗则导源《文选》，《唐宋诗醇》，所选极精，可全读。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苏、陆各大家集，均随性学之，而杜为宗。《杜诗镜铨》最佳，宜全读。

一目了然，在散文方面，康有为称名道姓予以表彰的只有韩愈、柳宗元两个人而并非“唐宋八大家”，可见对韩愈的格外青睐；在诗方面，康有为列出十家，虽然以杜甫为宗，但是，他仍然将韩愈位列其中。综合诗与文两方面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对于韩愈的文学成就，康有为是认可的——甚至可以说是顶礼膜拜的。康有为评价韩愈“抑扬演灏”、“能言”也印证了这一点。

鉴于对韩愈诗文的认可，康有为不止一次地倡议读韩愈文集。下仅举其一斑：

《柳子厚》、《韩昌黎集》可以涉猎，不必精读。

读《韩》、《柳集》以观其体裁，可矣。

问题的关键是，康有为最主要的身份不是文学家，而是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思想家。因此，文学与思想相比，他显然更在意思想，对韩愈的审视和评价亦是如此。这决定了康有为对韩愈的审视和解读不可能止步于诗文，而必然牵涉到思想（道义、义理）。与对韩愈诗文的态度差若云泥，康有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以批判为主。可以看到，对于韩愈的思想，康有为不惟是不认可的，并且将韩愈作为批判的靶子。在康有为看来，说起对孔教的败坏，除了刘歆，即是韩愈。换句话说，放在孔教的视域内，韩愈是孔教的罪人而非功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视界中的韩愈在孟子、董仲舒等人的面前相形见绌，即使与荀子、朱熹等人相比也自叹弗如。依据康有为的说法，韩愈不得孔教真传，借助韩愈的思想不足以知孔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宣称：

夫孔子之道至大，兼陈三世以待变通，诚无所不有，既不能执一端以窥之。日人以异域传儒书，始知韩、柳，继讲朱、王，其不足以知孔子，固未足异。然孔子既自言之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又曰：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故虽远鬼神而不语，以扫野蛮时代迷信过甚之风，亦存祭祀而畏天，以示照临上下左右之切尽，毁淫祀而仍隆敬祀典，立天地、山川、社稷、祖先之祀。《诗》、《书》所载，语必称天。“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六语之中，称天者四。又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诸经所述，不可胜数，虽耶教尊天之切，又岂有过此？

依据这个分析，韩愈不知孔子，不仅带坏了宋儒，而且影响了日本人对孔教的理解。在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康有为强调，日本人作为在异域传播儒学者，以韩愈和柳宗元为始，而两人皆是文学家。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康有为对韩愈“文以害道”的评价。换言之，韩愈既善诗文又不谙孔子大道，前者注定了他的影响，后者注定了他对孔教的歪曲；二者相互作用，给孔教带来的误导和破坏便是致命的。

四、韩愈的康有为视界

大致说来，康有为对韩愈的肯定与否定不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这使康有为对韩愈的态度呈现出先褒后贬的态势，或者说经历了由尊转黜的巨大转变。早年的康有为阅读韩愈的文集，并且曾经有过对韩愈诗文心慕手追的阶段。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追慕韩愈的文才，这引起了康有为对韩愈的兴趣，也在无形中带动了康有为对韩愈的推崇。后来，伴随着所读子书越来越多，康有为的兴趣由诗文转向道术，便开始觉得韩愈“道术浅薄”，对韩愈的态度也随之急转直下。对于这一点，康有为在自传中有明确记述：“先生（指朱次琦——引者注）甚称韩昌黎之文，因取韩、柳集读而学之，亦遂肖焉。时读子书，知道术，因面请于先生，谓昌黎道术浅薄，以至宋、明、国朝文学大家巨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窃谓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为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康有为的弟子张伯桢在为康有为作传时特意提到了康有为对待韩愈的态度转变，同时印证了康有为本人的说法。张伯桢这样写道：

光绪、戌寅二年，……时朱先生（朱次琦——引者注）极尊韩昌黎，先师（康有为——引者注）谓：“昌黎道术浅薄无实际。言道当如庄、荀，言法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工为文耳，于道无与，《原道》尤极肤浅。”朱先生素方严，责为猖狂，即同学亦讥之。是年冬，先师乃尽弃其所学，闭户静坐，忽觉天地万物皆我一体。自以为圣人可学而至，则欣然笑；一念及苍生困苦，则又流涕痛哭。更思有亲不事，何以学为？即欲束装归庐墓上。心潮起伏，歌哭无端，自云思想变迁从此始。

康有为本人与弟子的说法相互印证，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康有为对韩愈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这一转变对于韩愈至关重要，对于康有为同样意义非凡。原因在于，康有为本人的思想转变以对韩愈的态度转变为契机，或者说二者之间互为表里。

值得注意的是，说到态度逆转尤其是先褒后贬，不得不提荀子和朱熹。这是因为，康有为对荀子和朱熹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先褒后贬的过程，使两人与韩愈的命运轨迹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本质区别，因而不可同日而语：康有为早年褒扬荀子和朱熹，是因为认定两人得孔子之道，两人的思想代表了孔学不可或缺的一个派别或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多次肯定荀子、朱熹在力辟异端、护教和传教方面功不可没。例如，对于荀子，康有为明确肯定荀子传经最多，功劳最大，胜过了孟子。对于朱熹，康有为肯定其思想博大精微，在孔教由于刘歆的破坏一蹶不振的千余年后使孔教复明于世，使明清皆行朱子之学，并由此将朱熹奉为孔教的“小教王”。由此反观康有为对待韩愈的态度和评价，既没有肯定韩愈思想代表孔子大道的一个方面，也没有肯定韩愈护教、传教或发明孔教有功。对于韩愈力辟佛老的行为，康有为只是归于“言气节”而已。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在早期阶段，康有为对韩愈的好感也只是局限于诗文方面。至于韩愈的思想，康有为始终是不认可的，前后期并无本质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么，其间的不同只是早期漠视、后期批判而已。有鉴于此，康有为并不像对待荀子、朱熹那样肯定韩愈是孔子后学，当然更没有像对待两人那样为韩愈在先秦诸子尤其是孔子亲授弟子中寻找传承谱系。退而言之，即使不否认韩愈是孔子后学，康有为旨在强调韩愈从内部败坏孔教——即使不像刘歆那样是败坏孔教的头号敌人，也对孔教的衰微难辞其咎。这就是说，从孔教——也就是康有为所讲的道术来看，韩愈始终没有进入康有为的法眼——康有为对于韩愈不惟是不屑的，甚至是反对的。

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看到，在为立孔教为国教奔走呼号的路途中，如果说康有为恨之入骨的是刘歆的话，那么，紧挨着刘歆之后的便是韩愈。一方面，韩愈之所以排在刘歆之后，是因为康有为对刘歆只有否定而没有肯定，对韩愈则既有否定又有肯定。另一方面，康有为对韩愈的肯定与对荀子、朱熹等人的肯定属于两种不同的性质，故而不可对二者等量齐观。康有为对荀子、朱熹的肯定包括思想，这意味着两人传孔子大道——尽管偏于一隅，亦得孔学之“一端”、“一体”；韩愈则“道术浅薄”，更遑论深入到孔教大义了。尚须提及的一个细节是，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大凡他认定为孔子后学者都会在先秦诸子乃至孔子亲授弟子中找到传承源头，即便是对于并不完全赞同的宋明理学家亦是如此。对于韩愈，康有为没有提及先秦诸子，甚至在整个孔教的传承谱系中都没有将韩愈与他“钦点”的孔子后学直接联系在一起。这表明，韩愈是不入康有为法眼的，康有为从来就没有正式地将韩愈视为孔子后学。

康有为审视、解读韩愈的突出特点在于对韩愈的文学与思想区别对待，将康有为的这一做法置于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予以考察可以发现，他的做法既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代哲学家的共识，又直观展示了康有为迥异于其他近代哲学家的学术理念和价值诉求：一方面，近代哲学家与康有为一样对韩愈的思想展开批判，在这方面，谭嗣同、严复对韩愈的鞭挞甚至与康有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即使是对于韩愈的文学成就，近代哲学家也很少有人问津。另一方面，谭嗣同、严复等人抨击韩愈的理由是韩愈为君主专制张目，这意味着他们是在思想启蒙的维度上审视、解读韩愈的思想，进而对韩愈予以评价的。很显然，谭嗣同、严复的思路和初衷与康有为从指责韩愈败坏孔教切入，始终在孔教的视域下审视、评价韩愈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