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公元768—824），唐代文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由于他尊崇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并捍卫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的道统，反佛抑道，拯救发展孔孟儒学，被后世称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由于他认真学习和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又善于创新，在中唐发起并领导了一场震撼文坛的散文革新运动，使中国散文得以新生，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由于他尊师重教，提倡办好教育，并在四为学官的教育实践中创立一套系统精辟的教育理论，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才，使他成为堪配孔圣、享祀太学的卓越教育家，被后世成为“百世之师”。
但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却每每自称昌黎韩愈，又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河阳省坟墓，后世人又考证其为邓州南阳人，是韩愈里籍更加混淆而纠缠不清。其实这本身不是问题的问题，让人争论了千年。我认为，这是因为后人不尊重韩公本人自述和知情的唐代人的记录而人为造成的结果。
本人没有巡查韩愈故里的经历，但详查过几十种相关文本和史书，确认韩愈为河南孟州人无疑。下面把我所能寻查到的韩愈以及韩愈同时代的人有关韩愈故里的记述择录在一起，以供方家参考。
《画记》（《韩昌黎全集》（以下称全集）卷一三）里说：“贞元甲戊（10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因居有独孤申叔者，始得此画而余弹棋，余幸胜而获焉......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茗，因出而视之”
《祭郑夫人文》（全集.卷二三）中“......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微嫂之力，化为夷蛮，水浮陆走，丹旌翩然，至诚感神，返葬中原”。“万里故乡，返葬中原”是那里呢，在《祭十二郎文》（全集卷二三）里有明确的答复：“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具汝，从嫂归葬河阳。”“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
《女圹铭》（全集卷三五）里云：“五年，愈为京兆尹，始令子弟与其姆易棺衾，归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葬之。”
《寄崔二十六立之》（全集卷五）“旧籍在东都，茅屋积荆棘。”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6年）至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的187年间，河阳辖属洛阳东都，韩愈终其一生，河阳皆属东都洛阳辖。
《会合联句》（全集卷八）是韩愈与孟效等人的游戏合诗联句，韩愈说“我家本瀍谷，有地介高巩”。“瀍”即今孟津县西北之瀍水，“谷”指今发源于渑池崤山以东的马头山的谷水，在唐设置河阳三城节度使时，该地区为河阳之南城，为河阳三城节度使管辖区之内。这里代指洛阳地区。韩愈一生河阳之地属于洛阳的管辖之内，而河阳又与黄河南岸的巩县、成皋隔河相望。
李翱是韩愈的学生，还是韩愈三叔礼部郎中云卿之子韩弇的女婿，他在给他的岳母写的《古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君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李文公集》卷一五）写道：“原殿中君之先葬于河阳，惟君之没，不得其表（指韩弇因吐蕃毁盟被害于朔方事）夫人是以不克葬于河阳，而独坟与陈我留，弗克附于殿中君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党，以从女子之怀，权道也，且将有待也。”
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李公文集》卷一八）说韩愈本卒长安，而葬时“丧车东来，我刺庐江”，此“东”就应指河阳，即今河南孟州。
皇甫湜，韩愈的学生、好友，在《韩文公神道碑》（《皇甫持正集》卷六）云：韩愈“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葵西，葬河南某县”，又在《韩文公墓铭》中写道：“公长庆四年十二月丙子（二日）遂薨。明年三月，其孤昶使奉功绪之录讣以至，三月葵西（二十九日）葬河南河阳，乃哭而叙铭其墓。”
张籍是韩愈的学生、好友，在韩愈人生最后的几个月一直陪伴在韩愈的身边，并在韩愈死后送葬至河南河阳老家墓地。张籍在长篇叙事诗《祭退之》（《全唐文》）中云：“旧茔盟津北”，盟津位于今洛阳市吉利区，赵和镇苏庄正在吉利的北部。
韩昶，韩愈之子，在其《自为墓志铭并序》（《全唐文》）称“昌黎韩昶，字有之，......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寝疾，八日终于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于孟州河阳尹村。”
据乾隆《孟县志》和《河南通志》云：“孟县之苏家庄，古尹村也，庄南土山有茔，周围大数里许，其东南隅有冢......（明）万历间，盗掘一小墓，其志铭弃棘中，樵夫负去，将为砧石，或争之不得，遂鸣于官，公子昶墓志铭也。”
韩昶墓志，青石，正方形，边长72 ，厚16厘米，楷书27行，行26字，但由于岁月沧桑，字迹虽然漫漶，但整篇内容可通读，主要内容与《全唐文》收其《志铭》相同，字句稍有出入，在墓志铭上有清金石鉴赏家冯敏昌的鉴定，跋曰：“此志据县牍云：前明万历年间自孟县西北二十里苏庄出工，当时韩父公裔孙谨藏与家，按苏家庄即古尹村，为文公祖墓，清雍正四年至乾隆元年，文公裔孙法祖呈请世袭博士，经河南巡抚田公、富公，再三核实，得此石为确据......乾隆庚戊年（1789年）。”
从韩愈的文章和韩愈的学生、儿子和朋友的记述之中，我们仅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韩愈故里在河南河阳，即今天河南孟州，难道还能得出其它说法不成。难道真如有的人说地那样，这个“河阳”是指“河阳军”，而绝非“河阳县一域”，岂不可笑乎？
明末清初学者杨初东在《韩文公河阳人辩》（乾隆《孟县志》）云：“尚论者多求之史，史不必尽信也。又求之志，志，郡史也，可信乎？曰：未也。然则如之何？博综群言析之理庶幾矣！……。公岂不知井里，而厚为自误者耶？作史者会通志而不及致详，作通志者会郡志而不能致详，修郡志者，据旧闻而又不得致详，见愈称南阳，会修武有南阳遂冒之，使有昌黎，将又冒之矣！信称地称世之言，反略乎坟墓归葬之语，使至易至明者，为迷惹不决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