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纵欲而死？
289年的大唐历史，历经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数风流人物，可谓璨若星河。在这群星之中韩愈的名字可以说是无比璀璨耀眼。白居易称赞韩愈的文章有司马迁、班固的风范：“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诗豪刘禹锡更以“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将他直接视为“孔子”。一代宗师欧阳修称其文“天下至工”。
天纵奇才的苏轼，很少拍人马屁，可对韩愈的评价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之后的王世贞、钱大昕、曾国藩，等等更是对其膜拜有加。
公元768年（唐大历三年）韩愈出生。在他出生的六年前李白卒，两年后杜甫卒。前后两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星相继而退，似乎预示着韩愈的到来注定不凡。然而韩愈的出生，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好运。他出生才一个多月，母亲就去世了，三岁时，父亲也走了。死了双亲的韩愈只能投靠堂兄，但堂兄也在韩愈十几岁时就遭贬官抑郁而死。好在老天还留下了一位有着强大爱心的堂嫂。在堂嫂的照料下，韩愈才终于长大成人。自幼天分奇高的韩愈，无须他人的督促勉励，自发勤奋，七岁就能“日记千百言”。十八岁那年（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韩愈离开堂嫂只身来到长安，开始踏入他的漫长科举之路。虽说天分高读书也勤奋，但是老天还是给予韩愈磨炼的时间大于成功，正所谓文章憎命达。十年蹉跎除了获得进士第以外，他在长安再没有获得任何功名和官职。直到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通过铨选（唐代的选官制度：唐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任命，六品以下官员除员外郎、御史及供奉官外，皆有吏部、兵部任用）韩愈结束五年的幕府生活，被朝廷正式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学官名，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候伯子男子弟等，正七品上）的官职，至此算是正式走上仕途。
幼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长安久求不仕的十年，幕府寄人篱下的寂寥，屡遭贬谪的仕途，让韩愈备受打击。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
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韩愈分别写下了《师说》、《祭十二郎文》、《与孟东野书》、《马说》、《进学解》等石破天惊的名篇：“世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长有，而伯乐不长有。”“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些都是初高中课本里必背的名句，可谓脍炙人口。大家都知道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的“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是韩愈古文运动的旗舰作品。同时也彰显了命运对他磨炼而造就的特质，如果没有他困苦的经历，韩愈大概是不会有此作为的。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至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间韩愈分别被授予国子祭酒（好比清华北大校长的职务）、兵部侍郎、礼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京兆尹好比现在的北京市市长）在宦海久经沉浮的韩愈此刻已对权贵的深刻的体味。困苦责罚是老天考验他的第一层，韩愈的上半生，一直挣扎在贫困中，直到52岁才终于熬出了头。老天对他的第一层考验完成了，韩愈凭借着他在生死苦难泥潭中趟过的资本可谓满分。（上书《论佛骨表》差点被赐死，冒死出使镇州平叛等）韩愈晚年在其《示儿》的诗里有这样的描述：“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诗中告诉后世子孙们：能不能考取功名，关键在于你会不会结交权贵，判断权贵的办法很简单，看他们的穿戴；交友，要交对你有用的，那些对仕途无用的人，就不需要过多来往了；不与权贵交接，一辈子就只能做个可怜巴巴的屌丝。难怪苏轼评论此诗时说：“退之示儿云云,所示皆利禄事也”。韩愈在他给自己的学生李翊的信中曾经对这种风气大肆抨击：“将蕲（qí）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大概意思是说：如果想达到古代立言人的境界，那就不要急功近利速成，不要被势利所引诱，要像培养树木的根而等待它的果实，要像给灯加油而等它放出光芒。根长得旺盛果实就能预期成熟，灯油充足灯光就明亮，仁义之人，他的文辞必然和气可亲。
如果说上面的诗文是韩愈对社会现实的有一种认识，通过诗文的形式来表达一下，那么下面留存后世的记载里对他的描述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动荡三十多年的淮西再起争端。此时百官都缩首不出，只有韩愈站出来了主动请战。唐宪宗非常帮助高兴，关键时刻显忠臣：“那朕就任你为行军司马，随裴相出征！待尔等凯旋，朕必出城相迎！”三年后，淮西传来捷报，功臣韩愈随裴度回到长安，韩愈奉命撰写平定淮西的碑文。识相的韩愈，自觉地将所有功劳都归给宰相裴度和大将韩弘，但对立下首功的李愬却一笔带过。作为回报，韩弘送给韩愈在今天约合20万人民币的丝绸作为润笔费，而在后来佛骨事件中，也正是因为有了裴度力保，韩愈才得免一死。一篇碑文，名利双收，不得不说韩愈真是详略得当，妙笔生花。后来虽然因直言进谏，触犯龙威被贬潮州。但韩愈马上就认清了形势，人还未到潮州，就开始上表给皇帝承认错误，反复陈述自己的可怜境遇，同时把唐宪宗说成是千古难逢的明君，现在的大唐是“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据说唐宪宗收到韩愈的奏表后非常受用，马上就想原谅他，只是后来因为朝中有大臣从中作梗，才未能成行。
韩愈替人写墓志铭也是很出了名的，（光是《韩昌黎文集校注》一书里就收集了碑志墓志达76篇。）且收费很高：一篇墓志铭定价是“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一篇文章的稿费相当于他八个月的俸禄。拿人钱财，就要说人好话。好话说多了，就难免有违心之论。
比如他曾在《衢州徐偃王庙碑》里写下：“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诸侯,出于仁义。”而文中的主人公徐偃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有人说他意图割据一方“越礼之徒”，也有人说他是仁义之君，但韩愈为了润笔费，不惜片面的称颂仁义，其奉誉之意与他发言真率的性格差异之大。
流传在民间的一个段子：一天，韩愈又在书房中写着他的马屁文。仆人突然来报：门客刘叉不辞而别，还顺带偷走了韩府的很多钱财，并且留下了一张纸条：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意思就是，你这些钱都是拍死人的马屁得到的，不光彩，不如就送给刘某当寿礼吧。
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曾这样评价韩愈：“韩文公如果不写这些阿谀奉承的墓志铭，那他真是文化界的泰山北斗了。”
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眼中的君子标准是“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磊磊落落的圣贤模样，而对韩愈竟有如下的论调：“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他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更有让这位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晚年丢面子的记载是五代时期的陶榖（音同“谷”），这位陶先生写了一本书，叫《清异录》。里面详细的记载了韩愈之死的前因后果：
韩愈晚年，曾蓄买姬妾多人，有的善弹琵琶，有的长于调筝，其中还有名字可考的，一个叫绛桃，一个叫柳枝，皆能歌舞。与声色不离的生活，更需设法使精力旺盛，当时又流行炼丹吃药，但硫磺有毒，为了减缓毒性，韩愈就嘱咐厨师将硫磺研成末喂公鸡，喂足千日后再吃鸡肉。为了保留药效，在这一千天里，要看住了公鸡，不准它交配。据说，这种吃法的效果相当不错，韩愈也得意地把自己这项发明命名为“火灵库”。在“火灵库”的帮助下，韩愈变本加厉，纵欲无度。以至于还没到四十岁，就已经牙齿摇落，两只眼睛白茫茫的看不清东西；五十几岁，就灯枯油尽。不过，清代方崧卿、李季可、钱大昕等，都认为陶榖的说法是“诬谤前贤”。方崧卿据《卫府君墓志》说，当时也有一个人，叫卫中立，字“退之”，是因服食丹药而死，白居易说的是这个卫中立，不是韩愈。李季可、钱大昕更进一步提出，韩愈曾在去世前一年写过一篇《李干墓志》，批评了六七个人，都是因为炼丹服药而死的。韩愈不可能是表面上斥责别人，而暗里却自己“试祸”的人。
对卫中立之说，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并不认可。他认为白居易和韩愈虽然只是泛泛之交，但是，毕竟还是有过一些交往的。据他考证，白居易和不是进士出身、到死都是边陲之地幕僚的卫中立根本毫无交往。白居易写《思旧》诗时，怎么会突然想到一个和自己毫无交往的人呢？说卫中立，更不合理。
既不是韩愈，又不是卫中立，那是谁呢？难道在白居易的“旧友至交”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叫“退之”吗？
正史中，对韩愈的这个死因是避而不谈的。大概是因为他的死，不符合儒家对“圣人”的要求。《韩愈资料汇编》一书中，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在“韩文公逸事”里说：“人云韩愈癞死也。”确实，韩愈自幼就是以儒家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至于晚年之后在历史上留下这么多的传闻与异音，不能不让人沉思，历史中只要是人，难免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挣扎于卑琐与圣贤之间，不甘沉沦于名利物欲之中又有几人？历史留给我们的只能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人性永远经不起放大，古如此今何异乎？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
春雪
祭十二郎文 (摘句）
“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