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使君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
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对潮州文化影响之深。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副联语：
辟佛累千言，
雪岭蓝关，
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
潮平鳄渚，
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也表明韩愈对潮人的广泛影响。
自宋以后，历代治潮之官员，皆以韩愈为榜样，自觉把驱除鳄害，造桥修路、惠民爱民看成是韩愈精神的继承。北宋咸平年间，潮州通判陈尧佐第一个高举崇韩之大旗，并把韩愈推上了潮州文化的神坛。咸平二年（999），开封府川籍推官陈尧佐被贬任潮州通判，到任当年，便与知州于九流新修了孔庙并在里面招生办学。同时，在他倡议下，还在这座位于潮州金山之麓的孔庙正室东厢辟建了韩吏部祠。陈尧佐为此写下《招韩文公文》，称建祠目的就是要“以风示潮人”，此举，开创了在潮州为治潮名宦立祠纪念的先河。陈尧佐一生尊韩崇韩，自觉追慕韩愈的行为，继续为潮州人民驱除鳄害，继承发扬韩愈精神为民谋福利。
因此，潮人将他与韩愈并崇，配祀韩庙。据苏轼《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所载“元佑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又据清顺治《潮州府志·卷十二》一文说的：“后之吏兹土者，弗惟民之承则己，苟志于民矣，则必以韩为师。”由此可见，历代莅潮官吏都自觉以韩愈为师，像韩愈一样为民做了许多好事。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大文豪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千古名文《韩文公庙碑》，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浪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