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都做了两年国子博士后，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分司判祠部。
东都的最高长官，叫“东都留守”。之前董晋没去汴州的时候，就是东都留守。现在的东都留守，是去年从河南尹升上来的郑余庆。郑余庆做过国子祭酒，是国子监的最高长官，当时韩愈是国子博士，是他的下属。现在，韩愈又成了郑余庆下属。
东都祠部事务，主要是管理僧尼。虽然按照唐朝的法律规定，僧尼由祠部管，早前也一直是祠部管。但从贞元四年开始，朝廷置了“功德使”，由宦官充当，管理僧尼入籍和寺院建造。这两块是僧尼事务中的大头儿，也和钱最近。前年，朝廷干脆下诏，所有僧尼事务同时归功德使管。
这样，功德使和祠部的工作就重叠了。上奏是功德使，但根据旧例和《六典》，要由祠部处理。很多事情上，韩愈和宦官有冲突。
当时的宗教是很乱的，主要说三方面。
一是敛财。
佛教宣扬做善事得好报，今生升官发财，来世投个好胎。不做善事，就下地狱。那什么是做善事？供养。金钱供养。如果拿佛教教义来比照，并不是这样。布施只是六度之一，比“财布施”更重要的是“法布施”。但在当时流行的宣传中，做善事主要指掏钱供养。这也是为什么“功德使”叫“功德使”，一切佛教事务，核心总结成两个字——功德。“功德箱”的“功德”。
二是避税。
不出家要缴税，出家不用缴。不仅不缴税，还不事生产。不仅不事生产，开销还比一般人大得多。德宗时代，彭偃计算过，一个僧人一年的衣食开销，三万有余，五个劳动力都养活不起。
因此，唐朝一向严格控制僧道人数。但是，由功德使来管，就放开口子了。宦官没有后代，人家还能靠子孙，他靠不上，只能把精神寄托在别的世界，指望下辈子投个好胎，所以宁愿在寺院、道观上铺张浪费。宦官还愿意增加出家人数，一方面，宦官觉得出家人和自己相近，都不能再繁衍后代；另一方面，也把这看成培植福报。但所有花费都出在百姓身上。此外，还可以借机敛财。因为有很多人花钱买僧籍。早先出家要考试，后来主要靠买。
三是大兴土木。
寺院建造，铺张浪费，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一百多年前，武则天想造大佛，让天下僧尼每天捐一文钱。狄仁杰极力劝谏：
“现在的寺院，比宫殿都奢华，总不能驱使鬼神，还是得使唤人，物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得从百姓那儿出。很多游方僧人标榜佛法，到处敛财，街上动不动就是经坊，走到哪儿都有精舍。化起缘，比官府征税还急；做法事，比朝廷圣旨都严……当年梁武帝、简文帝竭力布施，三淮五陵都是寺庙，满街宝刹罗列，路上全是僧尼，连效力王室的军队都没有了！…… 僧尼一天捐一文，连百分之一都不够，盖了大佛总不能露天吧？要起座大殿吧。佛像要披上璎珞吧。披了百层，还嫌不够。廊宇也不能裸露吧。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苦了百姓去做这些虚饰有意义吗？”
武则天很聪明，认为狄仁杰是教自己为善，就不造了。
那时候到现在一百多年了，宗教乱象愈演愈烈。每个皇帝在位时，都有人上奏力陈其弊。韩愈有一首《华山女》，写当时的宗教情形：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
从街东到街西，都有讲佛经的。说是“讲佛经”，其实讲的并不是佛经，但名义上是。南北朝时讲佛经，确实是“讲佛经”，但到了唐朝，就渐渐演变成了“俗讲”。佛教有真谛，有俗谛。把真谛扔掉，只讲俗谛；到了后来，“谛”都不“谛”了，只讲“俗”，就变成了“俗讲”。
在韩愈的时代，“俗讲”的内容不仅大多不是佛教教理教义，甚至和教理教义背道而驰。当时出了很多禅宗大德，不立文字，呵佛骂祖。想理解这些，一定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看。为什么不立文字？因为满大街“讲佛经”的，讲的几乎都是和解脱背道而驰的东西。为什么呵佛骂祖？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报佛恩”，呵骂的并不是佛和祖，而是狂热信徒的无知和对教义的曲解。
像德山宣鉴、临济义玄，这些呵佛骂祖的大德，都是韩愈同时代的人。百丈怀海，比韩愈大约早五十年。他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表面上看，这和佛陀制定的戒律相悖——戒律不允许僧人耕作，因为会伤及虫子。但百丈禅师的改革，拯救了中国佛教。后来的丛林中，“清规”和“戒律”几乎同等重要。为什么百丈禅师要急切改革？因为当时佛教已经被严重世俗化，和佛陀的根本精神相冲突了。
“俗讲”，就是在佛教严重世俗化后，逐渐和修行解脱背道而驰，又披着佛教外衣的东西。除了少数大德，没人觉得那不是“讲佛经”——摊开一本佛经，拿些冥报故事附会，附会的结果，就是“广张罪福资诱胁”。在形式上，也不仅是讲，还连说带唱，带表演，“撞钟吹螺”，相当热闹。好比现在去听相声、脱口秀、演唱会，于是“听众狎恰排浮萍”。男男女女挤作一团，脑袋贴脑袋，像水里荡着的浮萍，欢呼嬉笑，没有一点恭敬心。
从梁陈之际的讲佛经，演变到唐朝后来的俗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早先讲经还是以教义为主，后来渐渐分化，有面向僧人讲的，有面向俗人讲的。面向俗人讲的，先是略教理而重故事，起先还是佛教故事，菩萨本生故事，后来就渐渐成了世俗故事。讲得越俗，听众越多，看上去越繁盛。这对佛教来说，是大不利的。虽然表面看是佛教的兴盛、信众的增多，实际起到的却是湮没正法的效果。这种虚假繁荣直接导致了不久后的武宗灭佛。不过，对文学来说，却是有利的。传奇小说、新乐府，都和“俗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百姓听“讲佛经”，一开始也是冲着热闹消遣，但听得多了，不能不被故事影响，尤其是不能不被周围人的行为影响，于是就竞相掏钱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相比佛教，道教的演讲就不行了。道士主攻炼丹、气脉修炼，好比化学、生理学。但和尚讲的是文学，还是流行文学。化学、生理学显然没有流行文学受欢迎，于是，听众几乎全被佛教夺走了，黄衣道士的讲台下，零零星星没几个人。
不过，道教也有杀手锏。华山有个道姑，祖上是学道的，看到这种场面，发誓要把佛教占领的市场抢回来。她用的什么方法呢？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
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
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軿。
梳洗妆扮了，戴好帽子和披风。白皙的脖子，红润的脸颊，眉毛修长如黛——当时很多道姑妆扮得相当妖冶。要升座表演了，道观大门阖上，不许人开——这当然是“饥饿营销”，所以一定会有人暗中传出消息，全城轰然雷动，刚刚还在寺庙听俗讲的人，全跑没影儿了，纷纷奔往道观，车马把路堵得死死的。
插一句，老舍小说《断魂枪》里有一句话：“人们全回来了，邻场耍狗熊的无论怎么敲锣也不中用了。” 这手法，和韩愈的“扫除众寺人迹绝”，如出一辙。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道观爆满后，还有人源源不断赶来，只好坐到外面。来得更晚的，就没地方听了。但并不影响供养：把头上的钗、钏，身上佩的玉，各种首饰都解下来，成堆的金、层叠的玉，闪烁着青荧的光。消息不胫而走，后宫都惊动了，渴望见师父一面。
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
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幕深金屏。
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得到玉帝批准，道姑跑到天宫了。一帮不懂修道的富二代，也赶来看热闹，绕着道观跑来跑去。窗阁烟雾缭绕，翠幕金屏重重，什么都看不清。这些富二代感慨：唉！俗缘太重呀！只能寄希望通过青鸟跟仙家搭上话。
有人不会读诗，说：韩愈怎么还赞扬道教呢？
其实，就像朱熹说的：这是讽刺道姑炫耀姿色、假借仙灵蛊惑大众，还讥讽君王失察，让不检点的妇人得入禁宫。
像富二代扒着窗户往里瞅，什么翠幔、金屏、青鸟，都是很亵渎的描写。陈寅恪《读莺莺传》里也说，“仙”在当时不是好字——两种人常被称为仙：妖艳的妇人、风流放诞的女道士；甚至渐渐地，人们把倡伎称为仙。
韩愈见过不少放荡的僧人。像灵法师，喝酒，赌博，在赌场大呼小叫，在酒筵上“密席罗婵娟”，还“维舟事干谒”，韩愈很想劝他还俗，做个本分的人。
现在，郑余庆敛手失职，韩愈就依据《六典》，勒令某些僧尼还俗；作奸犯科的，加以惩处。此外，还严格规定僧尼出入时间，不许随意上街乱窜，蛊惑百姓。
这当然得罪了宦官。宦官势力很大。韩愈常常和他们公文往来，争执不下。慢慢地，处境就危险了。韩愈预料到可能会被构陷报复，就向郑余庆提出调岗。郑余庆没同意。等了一阵儿，韩愈干脆写信给郑余庆，说如果再不调岗，干脆不干了：
“韩愈有幸，三次成为相公下属，朝夕不离门下，到今天已经五年了。私下想，韩愈对相公的效劳，不宜在其他僚属之后。因此，该说的话，从来不敢不说。有什么不方便，也对相公吐露私情，相公应该怜悯。分司事务，只有祠部最繁重。韩愈单独干了两年，每天和宦官为敌，恶言往来，公牒狼藉，不敢以此为耻，但担心遭来祸患。调岗的要求好像草率，其实心意已决。也许之前说得不够清楚，相公没准允，韩愈惭愧地回来后，勉强了这么久，想想还是病退吧。”
没多久，韩愈被调为河南令。
东都有两个县。以洛水为界，北边是洛阳县，南边是河南县。河南令是地方官，但依然属于东都留守治下，直接领导是河南尹，大领导还是郑余庆。
这是元和五年初冬，韩愈四十三岁。
韩愈刚上任，就赶上乡贡。乡贡是州县馆学之外的选举。学子先在州县考试，考完，长官用乡饮酒礼招待。韩愈让妻儿亲自下厨煎烹，还准备了柿子、葡萄、瓜果。
相比其他地方，也许不算太丰盛。但在韩愈笔下，总是很好的。韩愈还写了诗，“芳荼出蜀门，好酒浓且清。何能充欢燕，庶以露厥诚”。有来自四川的好茶，还有好酒。这天起着阴风，下着苦雨。韩愈告诉学子，文人权德舆升任宰相、礼部尚书，文道将大行天下了。
有个学子叫李贺，很有才华，府试相当杰出。唐朝的进士录取很少，以至于杜甫还两次都没考上。但韩愈推荐的人，一般把握很大。十年前，韩愈在汴州主持乡贡，推荐的张籍，第二年就考上了。后来向陆傪推荐的李翊、侯喜，一两年内就考上了。这次李贺把握也很大。这就给竞争者造成了压力。不久，传出一种声音，说李贺应该回避进士考试，因为他父亲叫李晋肃。“晋肃”和“进士”读音接近，要避讳。
韩愈劝李贺，不要听那些胡说八道。可慢慢地，批评声音越来越大。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韩愈的学生，他对韩愈说，这事不讲明白，你和李贺都要被天下怪罪。韩愈就写了篇《讳辩》：
“《礼记》说， ‘二名不偏讳’，孔子母亲叫颜徵在，说 ‘徵’不说 ‘在’，说‘在’不说 ‘徵’。又说，‘不讳嫌名’，字音相近，不用避讳。不用因为大禹就避讳‘雨’。李贺父亲叫晋肃，李贺考进士，是犯了二名律，还是嫌名律？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父亲要叫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
“……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不讳二名，《春秋》不讳嫌名，康王钊孙子是昭王；曾参父亲叫皙，不避讳昔。周朝有骐期，汉朝有杜度，他们的孩子怎么避讳？难道改姓？汉武帝刘彻，讳彻，不讳车辙的辙；吕雉，讳雉，不讳治天下的治。今天上章下诏也不讳浒、势、秉、饥（李虎、李世民、李昞、李隆基），只有宦官宫女才不敢说谕、机（李豫、李隆基）。士君子言行该学谁？去看看经，看看礼，看看国家典章，李贺的进士到底能考不能考！
“事奉父母能像曾参，就远离讥谤了，做人能像周公、孔子，就到头了。不努力做曾参、周公、孔子，倒想在避讳上超过他们，也太蠢了！去学太监宫女，难道他们对亲人更孝，比周孔更贤？”
唐朝初年，避讳还不严。李世民时代仍然有“民部”，后来才改为“户部”。以后虽然愈演愈烈，也没有到避讳同音字的地步。但很多事情，和“俗讲”一样，总是下流影响上流。
没文化的太监、宫女，识字少，往往分不清，又跟皇室打交道，为了谨慎，就连同音字也避讳了。时间长了，形成风气，倒反过来影响民间，影响读书人。
韩愈痛心疾首。他写了《讳辩》，也无济于事。比起滔滔舆论，还是孤掌难鸣。李贺扛不住，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他的情况不得考试，但他怕被议论，终其一生没考进士，死在二十七岁。
东都还发生过一件小事。有个年轻人，叫吕炅，一天突然抛家弃妻，要去王屋山学仙。白头发的老母亲拦住门哭，把他的袖子都拽断了，还是劝不住。新婚的妻子眉如翠羽，二十岁，又被送回岳家，车子穿过街市时哭了一路。
看起来，吕炅好像是要学仙，是受了当时浓厚的道教风气的影响，但实际上，不一定。当时有一些人想走“终南捷径”。去当个隐士，名声传出去，朝廷就有可能请你做官。就连“演真诀”的道姑，还被请到皇宫呢。隐居在嵩山的李渤，前几年就被户部侍郎李巽荐举（就是韩愈在江陵时寄过信的李巽），河南少尹杜兼派人上山，请他赴京做官，他不去。在韩愈看来，李渤是嫌给的官小了。韩愈写诗说，“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
果然，吕炅在消失了几个月后，主动出现在河南少尹李素门口。李素一眼就把他看透了，命他站在府门外，让吏卒脱掉他的道冠，给他冠带，又派人送回家交给他妈。韩愈可怜他，写了首诗，让吕炅的亲友转给他，说孩子还小，先不要惩罚，如果有心向学，自己愿意教。
也有真正的隐士，卢仝就是。卢仝早年隐居少室山，号“玉川子”，家里很穷，只有书堆成堆。后来搬到洛阳，也只有几间破屋。卢仝有个老奴，长须，不裹头，还有个老婢，赤着脚，牙都掉了。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十余口。卢仝不喜欢和俗人往来，十二年闭门不出。邻居僧人可怜他穷，乞来米送给他。韩愈也常唱给他些钱，补贴家用。卢仝诗写得好，韩愈劝他见见留守和府尹，谋个职位，卢仝一听就掩起耳朵。
一天夜晚，卢仝家的长须老奴跑来找韩愈，状告邻家恶少。恶少常骑到屋山上，窥视卢仝家，家里女眷很害怕，吓得奔走，把脚都扭伤了。恶少岳家有势力，从前的官吏不敢管，他们只好忍着，卢仝也没提过。
韩愈听了，马上派吏卒去捉拿。恶少不来，自称是军人，有军籍，属于军队管，官府管不着，还找来士兵作证。
韩愈大怒，管他军籍不军籍的，拖出这帮人，当街杖了一顿。当时的杖是很重的，被杖死都是常有的事。韩愈杖他们的理由，并不是恶少窥视卢仝家。仅仅窥视，犯不上杖。韩愈杖他们，理由是传唤不到，冒充军人。其实，这些人确实有军籍，但人并不在军队，只是挂个名吃军饷。
事后，卢仝派长须老奴过来说，自己也不想看到他们被杖，处理得有点重了，官员应该爱民如子，宽容一点。
韩愈写诗回卢仝：先生固然是我敬畏的人，先生的水平，也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但身为县令，我不能让子民恣意妄为。该打板子的，还是要效尤前朝，打打板子。既然先生认为我处理得不妥，我就回头割点羊肉，提上酒，哪天晚上月色好，先生如果允许我来，我就去和先生喝两杯。
没想到，挨杖的反映到军队，军队把状告到了郑余庆那儿。县令杖百姓，是在职权范围内的。郑余庆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上面下了命令，要捉拿诬告的人，严厉惩处。意思是，他们都是士兵，有人诬告他们不是士兵，诬告者有罪。
自从担任河南令后，韩愈就不主动和郑余庆联系了，现在，又给郑余庆写信：
“韩愈做相公下属五年，承蒙知遇和关爱，从来没有报答过。日思夜想，总觉得事奉大君子应当以道，不能苟且度日，曲意逢迎。因此，碰到事情，从来不敢有疑虑，该做的做，该停的停。韩愈近来不再进谒拜谢，是觉得事奉大君子就该这样。虽然在县里工作，依然是相公治下，和离开门墙的老部下不同，为了避嫌，就主动远离了，想必相公都明白，也不必多说。
“有人来告状，说别人辱骂他妹妹和妻子，作为长官，能不追问吗？去追问，那人不来，作为长官，能不生气杖他吗？什么是军人？在军营练兵守卫，为留守效力的，叫军人。连大街卖烧饼的也敢叫军人，还有谁不是军人！韩愈想，一定是奸人贿赂将吏，盗用相公文牒注册军籍，好凌驾府县之上。这些问题，想必相公早就想解决，守法官吏也都痛恨。把那帮冒充军人的家伙，抓起来杖一顿，不为过吧！
“听说相公在追捕状告者。韩愈虽然愚钝，也知道这是大君子处理政务的权变手段，一开始好像不合理，但最终肯定要秉公。军队跑来叫屈，作为长官，怎么可能不采取些措施安抚呢？我也不敢怀疑。但听到僚佐议论，好像和我的理解有出入。必定是僚佐还有结党之心，掩盖覆藏，没秉公汇报。韩愈受相公恩遇很久，岂敢缄口不言却怀疑相公？敬请相公怜察。
“韩愈没有时代需要的才干，渐渐不喜欢做官吏，如果因为什么被罢免，就像丢掉鼻涕唾沫，不会有半点顾惜。只是和大君子之间，哪怕有纤毫芥蒂，对韩愈也有如丘山之重。守官还是去官，惟听今日指挥。”
不久，韩愈调离东都。调离前，韩愈还干了一件让郑余庆和河南尹大为震恐的事。他要搜查魏州、郓州、幽州、镇州等藩镇长官在东都的府邸。府邸中藏匿着军士和违法犯罪之徒。之前的官员都不敢过问。韩愈率领吏卒，等待号令，准备出发时，被郑余庆和河南尹拦下了。
后来，使者告诉宪宗，宪宗非常高兴，认为韩愈在帮他。韩愈调离后，郓州驻东都府邸果然谋反了，还计划杀掉留守，接应反叛的吴元济。
韩愈在河南令上干了将近一年，又调回朝廷，任职方员外郎，是尚书省兵部职方司副长官，从六品上。
元和六年秋，四十四岁的韩愈，又踏上了回长安的路。
经过潼关，他口占了一首《入关咏马》：
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
不知何故翻骧首，牵过关门妄一鸣。
骧首，就是马腾跃前蹄，猛一昂首。颜延之《赭白马赋》说，“眷西极而骧首，望朔云而蹀足”。天马来自西方，眷慕着西天尽头，腾跃昂首；遥望着北方云气，奋力蹀足。
韩愈说，马老了，不能再充当上驷。力气衰微了，前路要慎重。可不知为何，进入潼关，遥望西方的长安时，突然骧首腾跃，奋力嘶鸣……
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骧首嘶鸣的，恐怕不是马，而是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