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很有才。但这首诗，让人觉得格局小了点。因为太激动。登第，当然是好事。但碰见好事，就忘乎所以，放飞自我，给人感觉太情绪化，承受不起大事。
孟郊和韩愈，是非常好的朋友。孟郊比韩愈大十八岁。贞元七年（791），两个人都去长安考试，因此订交。“那时候的长安，穷人和穷人玩儿，富人和富人玩儿，无论有钱没钱，都有自己的爱好。有钱人爱笙歌，穷人爱看书。我们跟他们比不了家产名望，只好比人品。” 韩愈当年赠孟郊的诗里这么说。
相识第二年，韩愈中了进士。同榜的有李观、李绛、崔群、王涯、欧阳詹等，都是才俊，人称“龙虎榜”。而孟郊，不在此列。
孟郊落第了。
进士出身的韩愈在京师继续考吏部，孟郊则去徐州找张建封。韩愈写诗送行，说他是江海之客，古貌古心，骑着驴子来到京城，想博取功名施展抱负，但京城关系网森严，孟郊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
有个词叫“郊寒岛瘦”。孟郊诗“寒”。从一个“寒”字，就能看出孟郊的气质和境遇。孟郊最有名的诗还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而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很孝顺。对世间，对人，充满了爱。但孟郊的爱，是以孤僻耿介、落落寡合表现的。世间报以孟郊坎坷。
倏忽十年过去。从徐州回到京洛的韩愈已是壮年，孟郊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贞元十六年（800）冬，韩愈把家小安顿在洛阳，孤身经过飞雪的华山，再次踏上京师之旅。冬天吏部铨选，明年春出结果，韩愈还有两个孩子在家嗷嗷待哺。
孟郊也在京师。也来参加铨选。这次孟郊比韩愈运气好，选上了。韩愈落选了。但是，孟郊运气实在也好不到哪里。他被派到江苏溧阳当县尉，从九品下。很没意思。
孟郊去了溧阳，也很失职，整天寄情山水，老是旷工。领导没办法，向上级汇报，另外找了个人代理县尉，孟郊工资扣发一半，因此更贫穷了。
孟郊去溧阳之前，韩愈写了篇文章送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也是这样。人，总是不得已才开口。一个人唱，是他有所思。一个人哭，是他有所怀。但凡口中发声，都是心里不平呀！…… 天不是这样吗？天选择善鸣之物，借那声音在世间鸣啸。因此，鸟在春天鸣，雷在夏天鸣，虫在秋天鸣，风在冬天鸣。四时倾轧推夺，一定有它内心的不平吧！……
“周朝开始衰落了，孔子鸣，声音大而远。到了晚期，庄周鸣。楚国要亡了，屈原鸣。孟轲、荀卿、杨朱、墨翟、管仲、晏婴、老聃、韩非、尸佼、孙武、张仪、苏秦…… 个个都鸣起来。秦朝兴，李斯鸣。汉朝，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鸣…… 到了魏晋，鸣声就不行了，但也没有断绝。鸣得最好的，声音清亮而浮泛，节奏繁乱而急促，言辞悲哀而过度，志气松弛而放荡。他们的话，杂乱无章。是上天嫌那个时代德行太丑而弃之不顾了吗？为什么没有一个善鸣者出现！
“唐朝有了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各各鸣出自己声音。现在活着的人，在山野之间的，是孟东野，用他的诗鸣。东野的鸣声，高处超过魏晋，毫无瑕疵，直抵上古。其他也在汉朝诸公之间。我周围的人，李翱、张籍最善鸣。他们三人，鸣声都很好，但不知上天是要他们鸣出家国的强盛，还是要他们穷苦饥饿、忧思哀愁，而鸣出自身的不幸！三人的命，悬在上天手中。又有什么可喜，又有什么可悲。东野要去江南了，心中不释然，我因此说说命和天，来宽慰他。”
这篇序，不是普通文章。它不止是一篇送别之作，还是顶级的文艺批评。
创作有技术吗？有。不过，创作的技术不是独立的，技术和阅历、学养、见识、性情，种种因素有关。没有办法抛开那些谈“技术”。对文学创作来说，没有阅历，技术不会太高；没有学养，技术不会太高；没有见识，技术不会太高；没有性情，技术不会太高……
但假如，就是要粗率一点，就是要单说技术，说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选题能力、构思能力，等等，那可以说，韩愈在这个时期，三十四五岁的时候，作为文学宗师的技术，已经过关了。
如果技术不过关，再好的阅历和学养，也不可能让一个人成为文学家。技术是个门槛。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也是说跨过门槛之后。连门槛都没跨过，格律都不懂，之外的工夫再多也没用。一旦跨过门槛，技术的壁垒就消失了。之后的奇光异彩，都是别的东西在起作用。
三十四岁的韩愈，写了篇《送李愿归盘谷序》。宋朝欧阳修说，整个晋朝没有文章，除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苏轼说，整个唐朝没有文章，除了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苏轼很想仿写，但屡屡罢笔，最后，他说，算了，就让韩愈当第一。
送别序，在当时属于是个文人都要写的体裁。但韩愈把它写到了独步。如果单说文学宗师的技术，韩愈这时已经完全够了。不过，韩愈的声望还不够，影响力还不够。韩愈只是一个混在京洛之间，等待吏部铨选的小人物。文学上是大宗师，政治上是小人物，很正常。孟郊的诗，也戛戛独造。也是小人物。之前的杜甫，就更不用说了。
且不说政坛，只说文坛。韩愈这时候，文坛上已经有名了，不过，还远远没达到声望的鼎盛。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声望最鼎盛的时期往往在死后。活着时，声望基本是随着年龄增加越来越高。但创造力不是。
二三流以下的人物大多这样：在一个时代声望达到鼎盛，被人称为一流，甚至“大师”。但实际上，他享有那种声望和待遇时，已经基本是老朽了，做不出来新东西了。别人只不过是拿他年轻时的工作出来吆喝，给他冠以荣耀。而在他真正做那些激动人心的工作时，还年轻，还不受重视，人们还觉得他不配和大佬相提并论。而大佬之所以成为大佬，多半靠的是年轻时的工作，成为大佬之前的工作。一旦“大佬”的帽子触手可及，就失去了工作的动力，转移了工作的重心，不肯再去投掷精力于那些创造上去了。
因此，很多天分才智极高的人，被地位和名声所累，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终止步于二三流。一流的创作者，创造性工作是终其一生的，是他活下去的需要，也不可能放弃。但凡活一天，就要有一天的创造。其实，二三流创作者，也有人有这种劲头，只是天赋不够，机遇不好。一流的创作者，尽管技术早已过关，早已一流，但那不是终结，恰恰是开始，真正精彩的创造，还在后面。
哪怕苏东坡说，唐朝只有一篇《送李愿归盘谷序》，但是，即便韩愈不写《送李愿归盘谷序》，或者这篇文章失传了，韩愈还是韩愈。还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宗师。
所谓“第一”，“第二”，“压卷之作”的说法，在创作上是靠不住的。顶级的人，没有一个是靠一篇作品登顶封神的。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砍掉，让它失传，那文学史上就没有张若虚的名字了。而杜甫的诗，你挑最好的十篇，砍掉，杜甫还是杜甫。韩愈的文章，挑最好的十篇，怎么挑都行，扔掉，韩愈还是韩愈，在唐宋八大家中，中国古文史上，还是No.1。
二流以下的创作者，有代表作。一流的创作者没有代表作。代表作也代表不了他。拿作品之一二代表他，是根本无法呈现他的天才和成就的。只有他自己，才是他的代表作。
而一流的创作者，在最频繁地创造出最激动人心的作品时，是创造力的巅峰，但不是名望的巅峰。三十四五岁的韩愈，哪怕接连写出一生中最响当当的作品，让后世学古文者奉若神明的作品，可是，对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觉得不错而已。甚至有人还要破口大骂，认为垃圾。
等异议逐渐消失，时代回过味儿来，开始赞叹“真伟大啊”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写出同样的作品了。因为老了，气血衰弱了。很多机缘，一旦错过是不会再回来的。年轻时能写到的地方，到了晚年，很多写不到了。
不过，晚年也有晚年的好。是另一种好。年齿的增长，气血的衰朽，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但以暮年的气血，去重新经历波澜，风味绝非壮年可比。因此，一流的创作者，虽然技术上早早成熟了，但真正好看的，还在后面。朱熹晚年遭遇党禁，写出《落职罢宫祠谢表》，这是极其伟大的作品。年轻时再好的技术也写不出。这就是为什么说，技术不是孤立的，不可能和阅历、学养、见识、性情割开。
杜甫晚年写诗，很随意了。韩愈晚年的诗和文章，也非常随意。但这种随意，是别人没有办法学习和模仿的。因为他们之前都经历过很多刻意。
韩愈曾经怎么写文章呢？二十多岁的韩愈写文章，“惟陈言之务去”。“惟陈言之务去”这句话，也是韩愈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回答李翊时说的。那封信，是纯粹的“技术流”，是韩愈把自己写文章的技术倾囊相授，因此，总结的经验都是他二十多岁用过的。但实际上，别人看了《答李翊书》能不能成为韩愈呢？不可能。韩愈本人，往后的写作，也不会再像这封信中说的那样。这封信，只能作为一颗化石，让我们窥见二十多岁的韩愈怎么写文章，了解他在文章的淬炼上经历过什么，才能明白为什么后来的文章遥不可及。
《答李翊书》写于洛阳。韩愈跑到长安铨选，没选上，回了洛阳。李翊当时还是个在准备进士考试的学生，因为韩愈在文坛渐渐升起的名声，也因为韩愈的文章力反套路，李翊就写信问韩愈，怎样才能立言。
韩愈反问他：你是想立言呢？还是想超过别人、被别人用？要是想超过别人、被人用，那不是什么难事，你现在的本事就够了。但是，要想立言，还得慢慢来，不能急。
韩愈告诉他，自己这二十多年来是怎么学的：
“最开始，除了三代两汉的书，不敢看；除了成为圣人，不敢有其他志向。成天浸泡在书和理想里，经常忘记了自己在哪儿，做事恍恍惚惚，苦思冥想，却茫茫然摸不到头绪。当终于有些线索要写下来了，但凡别人说过的话，必定删掉——惟陈言之务去。写完拿给别人看，哪怕别人笑话、非议，自己也不觉得有问题。
“这样过了一些年，依然不改。然后慢慢能辨别出古书上说的，哪些对，哪些不对。就算书上说对的地方，只要说得不透，也一眼就能认出来。把别人的话，一概扔掉，慢慢地，文章有点模样了。再把心里的想法倾注到手中，下笔就像流水，源源不断地来了。拿给别人看，别人嘲笑，就很高兴；别人赞扬，就很郁闷。因为，别人赞扬，就说明那些话别人也能想到。
“这样又写了几年。然后浩浩荡荡，沛然落笔，大块文章就出来了。又怕太杂，文思涌来的时候，既欢迎它，又抵御它，更要平心静气地去体察它，等到所有见解都醇然没有瑕疵了，再放开手恣意挥洒。虽然如此，却不能不养气。要践行在仁义的道路上，泛游在诗书的源泉里，既不能走错路，也不能堵塞源头，就这样，一辈子走下去。”
任何伟大的创作者，都必须经历这些。杜甫年轻时，“颇学阴何苦用心”，阴铿、何逊，都要苦苦模仿，费心经营。到了晚年，“老去诗篇浑漫与”，随手写了。“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即今萤已乱，好与雁同来”；“只应踏初雪，骑马发荆州。只怕巫山雨，真伤白帝秋”；简直就像说话。但是，这样的漫与，却是一般人学不来的。这样的漫与，也能处处中节，“晚节渐于诗律细”。对老杜来说，草木竹石，皆可为剑，一切都能入诗。
韩愈也一样。不懂的人，看他晚年写的，以为是早年，因为很随便；看他早年写的，倒以为是晚年，因为技巧精湛。其实，恰好反过来。早年就技术精湛了，到晚年，都扔了。扔不掉的东西留下，形成了独到的风格。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晚年写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晚年写的。
再看他们早年作品：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杜甫二十五岁写的。
“于是命煊氏，候清夜。或将祀圆丘于玄冬，或将祭方泽于朱夏。持鉴而精气旁射，照月而阴灵潜下。视而不见，谓合道于希夷；挹之则盈，方同功于造化。……夜寂天清，烟消气明。桂华吐耀，兔影腾精。聊设监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尔而呈。始漠漠而霜积，渐微微而浪生……”——《明水赋》，韩愈二十五岁写的。
《明水赋》，是韩愈中进士的考卷。是临场发挥，命题作文。很多人学一辈子都写不到这地步，韩愈二十五岁即席就有这水平。
但是，《明水赋》好吗？根本不算。它只能证明一个人有才华，读书多，构思好，文字娴熟，仅此而已。而要成为一代宗师，光有才华是不够的，文章不错，也是不够的。起码要能“建立行业标准”才行。
建立“行业标准”，是最起码的。如果一个人能建立行业标准，可以称得上“大佬”。再进一步，能建立时代标准，可以称得上“大家”，一代宗师。更进一步，能建立历史标准，就是“大师”，百代宗师。
行业的标准，叫“规范”。“规范”是正面的词，换个表达，叫“套路”。实际上，“规范”就是“套路”，“套路”就是“规范”。娴熟掌握规范的人，就是深谙套路的人。而时代的标准，叫“潮流”，换个词，叫“风口”。历史的标准，叫“经典”。
韩愈是百代文宗，是在汉语文学史上建立标准的人。这不是那些成天学套路，跟潮流，到处捕捉风口的庸俗之辈可以理解的。那帮人，跑得快的话，可以占尽便宜。因为总能抓住风口。但韩愈不是，韩愈抓不住风口。因为风口就是他制造的。风口总跑到别人前面，但是总跟在韩愈屁股后面。《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龙在哪里，云就从哪里起；虎在哪里，风就从哪里生。韩愈中进士的榜，被称为“龙虎榜”。现在看，确实是龙虎榜，但原因是其中有个韩愈。
那么，韩愈在文学上建立的标准，体现在哪儿呢？被他改变的标准和套路到底是什么呢？
用苏轼的话说，韩愈之前，八代的文章——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数百年来，特点就一个字——衰。
而韩愈，改变了“衰”。这也是《送孟东野序》里说的，整个魏晋，没有善鸣的。都是些靡靡之音，一点也不雄起。韩愈雄起了。元好问有《论诗绝句》，其中一首说：“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秦少游的诗，“有情芍药含春泪”，也不错，但是，把韩愈《山石》往这一撂，就对照出秦少游太娘了。读韩愈的诗，才知道什么是阳刚。
不过，所谓“阳刚”，绝不是堆砌大词，描写大场面，刻意营造宏大叙事。什么“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这不是阳刚。不是说一个杀人犯提着刀到处砍就叫阳刚。“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也不叫阳刚。霸气，则有之；阳刚，则不是。
那什么叫阳刚？
“吾无隐乎尔”，“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叫阳刚。就像，没有风，树立在那里；没有石头投进去，水面湛然不动。阳刚不是倨傲，不是要拿大山大海照出“我”怎样怎样。阳刚是浩然不息沛然不止的天理流行。不是夹杂些人欲在里面的。
元好问举韩愈的《山石》，来说明“阳刚”，简直太好了。我们可以看看，《山石》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大词。整篇长诗就用了一个“大”，还是说芭蕉叶子大。但这就是阳刚：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粗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
不是空洞的大场面，大制作。平常的场面，铿锵的节奏，扎扎实实，停停当当。这就是韩愈的诗。韩愈也写过“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东流”的悱恻动人句子，但“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这种，是阳刚的。
《山石》，也写于韩愈三十四岁。
一代文宗，正冉冉升起。文学史上，推倒数百年的标准已经奠基。然而，标准的缔造者韩愈，此时依然是个栖遑奔走寻找安身之地的小人物。这，就是现实。不过不要紧，很快，朝廷就会派发给他一个工作，四门博士，正七品上的级别，虽然不大，但总比孟郊好得多。
孟郊，也建立了时代的标准。孟郊的诗，和韩愈的文章，并称“孟诗韩笔”。只是可惜，韩笔不仅是时代的标准，还会晋升为历史的标准，而孟诗则止步于时代的标准。今天提到唐朝诗人，孟郊是不能算进前五的。而提到唐朝文人，韩愈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王勃是文人，韩愈是文豪。文人和文豪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建立标准。韩愈建立了文章的标准，而王勃没有。《滕王阁序》挺好，但那都是跑在套路之内的。韩愈直接把套路颠覆了。不过，颠覆套路有个前提，你得懂套路，对旧的标准要熟稔，要了解它的弊病，也要掌握它的诀窍。不可能说旧的标准都不懂，就妄想建立新的标准，那是胡来。
老杜的诗可以学，但老杜晚年的“漫与”难学；韩愈的文章可以学，但韩愈的“沛然莫之能御”难学。专拣后面那些学，以为好学，不下前面的功夫，就学成乾隆老爷子了。
早年的杜甫、韩愈，可以说跟别人在同一个赛道上。但到了后来，和别人压根儿不在一个赛道了。在同一个赛道，跑第一，叫领先。赛道上只有你，没别人，叫独步。后来的人，都渐渐转到你的赛道上来，由你开辟的赛道成了主流，你就成了宗师。杜甫，韩愈，就是这样。而李白不是，柳宗元也不是。
假如说，找出从旧赛道变向新赛道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可以称为“奠基之作”的。“奠基”这个词很有意思。奠，就是定下来；基，就是标准，基石。往后再写的一切，无论怎样信笔划拉，无论多么随意，都有法度在，都是标准，都代表着向未知空间的探索。
到了这时候，作为文学家，韩愈是真正有了信心。也就是，在韩愈三十四五岁的时候，经过了两次幕府，重新回到京洛的时候。无论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会怎样，在文学上，他已经“奠基”了。他的宗师地位，已经开启了。虽然让时代了解清楚这一切还需要点儿时间。但对他本人来说，已经笃定地察觉到了。即便现在死了，他那与众不同的鸣和，也已经奏起。而只要他没死，浩浩荡荡的怒潮就要滚滚而来。
他会不会现在就死？那纯粹是上天的事。是让他鸣出时代的最强音，还是鸣出自身的不幸？上天说了算。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喜的，又有什么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