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歌于逵道（韩愈09）
陆傪是推荐韩愈做四门博士的人。口头批评就算了，写文章，那可是要留下记录的。过去有钱人请人写墓志铭，都要把坏事去掉，好事留下，韩愈这么做，似乎很不合适。
一千年后，这篇文章还在流传，曾国藩看到说：“以《行难》命题，所以表陆先生之贤。”
没错，本来是批评陆傪的，硬生生被韩愈写成一篇“表陆先生之贤”的文章。
开头说，有人问，世界上什么最难？答曰：放弃自己的骄矜，听从别人的意见。谁能做到呢？陆傪先生。
看上去好像很容易，实际并不好操作。从结构到细节，都体现笔力。结构上，韩愈在批评陆傪之后，又补充了个小例子，陆傪虚心听取了韩愈的意见，称赞韩愈比孟子有水平。这样，前面加了帽子，后面添了尾巴，韩愈对陆傪的批评，就淡化了。
细节上，韩愈批评陆傪时，特意强调，陆傪的话，满座都赞同。这表示，不该陆傪一个人对看重出身的错误观点负责任，这是整个时代都流行的谬见。这样，针对陆傪的批评，就更淡化了。结尾，韩愈说陆傪称赞他胜过孟子，这其实是以自己的不谦逊，来扬陆傪的善。因为这些处理手段，韩愈的批评可以堂而皇之写出来，并让人觉得，总体还是在表陆傪之贤。
写文章，难就难在这里。中国古代的文章，和西方的文学，侧重点不同。古人提倡“文以载道”，像小说这种，在古代不是文学主流。情节的曲折、故事的戏剧性、矛盾冲突，不是古人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如何妥帖地表达。打个比方，今天的小说家需要写作技术，政府工作报告也需要写作技术，但两种技术很不一样。西方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都是更关注前者；但中国古代的文章，更关注后者。那些学写文章的人，不是靠文章来赚稿费和演出门票的，是靠文章来当官的。他们关注的不仅是表达什么，还关注怎样妥帖、得体、严密地表达。古代的文章，很多像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是公开发言。
公开发言，难度非常大。因为面对的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很多人，就有很多见解。彼此就有对立和冲突。那么，你的发言，不管怎样公允，总会被某些人误解和敌视。要避免这种结果，最简单的办法是“和稀泥”，不表态。但不表态，发言的意义又何在呢？古人琢磨文章，主要是在琢磨这个问题。不仅是文章的内容，更是文章的口吻，口吻背后的立场、情绪和态度。
不久，陆傪被外放为歙州刺史。虽然歙州刺史级别比祠部员外郎高，但实际上，这是一件很倒霉的事。陆傪走之前，权德舆、韩愈等人都来送行。照例，是要写文章的。
权德舆，也是当时的文章家。他知贡举，陆傪是副手。我们拿他的文章和韩愈比比。
“……前年，公佐（陆傪）从南方调回京师。朝廷诸位朋友都以选贤为己任，公佐没来，大家都很遗憾；来了，都拍手欢笑，特别高兴。觉得以后可以常聚了。可惜不到两年，他又要被调走了。因此，贤德的大夫和士子，都替他可惜。”
你看，明明是送陆傪的序，提到陆傪，却说“公佐”怎样，“他”怎样，可见，文章面对的对象并不是陆傪，而是其他人。像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说是“赠汪伦”，但并不是给汪伦看的，而是给大家看的，这叫《赠汪伦》。这就是为什么说，古代的应酬文章像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它主要是面向广大吃瓜群众说话。我们继续看权德舆文章：
“公佐为人正直，从来没有巧言和谄媚。仕宦顺利，是这样；不顺，还是这样。如今天子爱戴百姓，把许多人才调到地方上。在地方做官，并不比在中央受轻视，这是很显然的。况且，宣城有了公佐，风俗一定会变得更清廉。新安山水极佳，堪供玩赏。为仁由己，俸禄也高，这些都是不期而遇的好处。况且，将来朝廷考察绩效，公佐这样的人，一定很快会被朝廷一纸诏书调回来。那时候，哪怕当地人拥到马路上挽留，也留不住。何必因为今天的短暂离别而忧伤呢！请公佐保重精神，努力自爱，等着未来更好的相会。”
这是标准的、典范的应酬之作。这次外放，对陆傪打击非常大。但权德舆作为他的朋友兼上司，在文章里，没有一句说朝廷的不是。
权德舆，此时是中书舍人，正五品上。级别不算太高，但位置很重要。中书舍人被称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是中书省骨干，像进奏、参议、起草诏书这些，都是由他们负责，大概相当于今天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中书舍人也是做宰相的重要跳板。实际上，权德舆后来就做到了宰相。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窥见权德舆的风格。现在，我们再看看韩愈怎么写：
“陆君出使歙州，朝廷宵衣旰食的贤臣，来京城旅居的良士，都叹息流涕，认为他不该调走。”
开篇就一目了然。谁想让他走，谁不想让他走，这事是好是坏，明明白白。不过，毕竟不宜太直白地反对朝廷的安排，于是，从第二句开始，笔锋一转：
“歙州是大州，刺史是大官。从郎官到刺史，也很合理。天下的税赋，江南占了十分之九，歙州也富庶。陆君过去，是宰臣的推荐，天子的决定，可见朝廷对陆君是重视的。”
“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还叹息流涕？因为，陆君在朝廷，全天下都受用。陆君到地方上，就只有一个州受用了。”
没毛病。陆傪在朝廷，举荐了不少人。不久前，韩愈给陆傪写信推荐侯喜、尉迟汾等十个考生，有四个当年就登科了（包括问韩愈怎样立言的李翊），第二年侯喜也登科了（就是和韩愈去洛水钓鱼的侯叔起）。还有四人日后相继登科。当年登科的四个人，必然得力于陆傪。
“先一州而后天下，岂是我们天子和宰相的心？于是，韩愈代表希望陆君留下的人唱道：
作为朋友的心情，韩愈和权德舆类似，但韩愈的文章直白得多，显露得多。
让一个不喜欢说套话的人说套话，是不容易的。但有些话，只能含蓄委婉地说。韩愈唱到“天子有诏”，就结束了，下面没法再说了。希望天子下诏挽回，不过是韩愈的心愿；而权德舆说“很快会就再相见”也只是安慰。实际上，两个月零十天后，陆傪就死在了去歙州的路上。
韩愈的四门博士任期是两年。这两年里，韩愈名声水涨船高，虽然官职不大，但文名渐起。他个性率直张扬，又乐于提携后进，很多学子开始找韩愈，想跟着他混。
有天，韩愈收到一封信，某位李姓秀才投来的，称赞韩愈“学问不违孔子，文章不以雕琢为工”。韩愈发现他是李观的老友。李观字元宾，和韩愈同榜进士，那是十年前了。李观中进士后，过两年就死了。韩愈回复李秀才说：
“十年前，元宾给我看过他离开吴中时写给朋友的六首诗，第一首就是写给你的。元宾行事高洁，对一般人不随便称赞。可见，你不是一般人。当时，你在吴中，我在京师；后来你到京师，我又离开了，一直没机会认识。元宾死了，他的文章更加可贵。想元宾却见不到，见到元宾的老朋友，也仿佛见到了元宾。读了你的文章，发现元宾没有交错朋友。你的心，真的和元宾很像！我以古代为志，不仅是喜欢古文，更喜欢古道，我想我们真的可以坐在一起好好切磋呀！”
回李秀才的信，却几乎全篇都在说亡友元宾，不知李秀才会是什么心情。但这就是韩愈。韩愈和李秀才没有交情，和李元宾有交情，他是什么感受，就怎么说。这也是韩愈文章可贵的原因之一。毕竟，说真话不容易。
来找韩愈的人，也有水平不行的。有位陈某，请教韩愈怎样才能迅速做官，说如果不能迅速做官，就会给家人丢脸。他说得很实在，很直接，觉得韩愈也直率，应该喜会欢他，但韩愈很不喜欢他，不过还是回了信：
“今天就算名声很高的人，在上位的有几个呢。足下想迅速做官，来找我，真可谓找聋子问声，找瞎子问路。我志在古道，喜欢古代的辞章，你说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志向，但你问我的，都是怎么提升名气；你向往的，都是怎样才能登科。这让我有点儿怀疑。不过，既然你殷勤跑来，我也不能不搭理，那会让你感到羞辱，因此，我姑且给你说说我的理解：
“君子要从自身找问题，要顺乎天命；待自己，要实事求是；待亲人，要诚恳。什么叫从自身找问题？人人都有仁义礼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是圣贤君子，不然就是小人。什么叫顺乎天命？不管贵贱穷通，都心平气和地接纳。什么叫实事求是待自己？自己行，人家说不行，别信；自己不行，人家说行，也别信。信谁呢？就信自己。什么叫诚恳地待亲人？要尽心，但别显摆。看重内在，别看重外在。别把外在的名誉、地位这些当成父母的荣耀。不要以为做不了大官就给父母丢脸了，这是什么心态！”
由于韩愈张扬的个性和文章，围绕他的非议批评不少。再加上官职很低，一些韩愈的学生，常受到别人的讥笑。有位十七岁的李子蟠，跟随韩愈学古文，受到嘲笑。韩愈因此写了篇《师说》。《师说》，可以说开了“时代炮”，把整个时代的读书人都攻击一番，说他们连“巫医、乐师、百工之人”都不如，那些“君子不齿”的人还知道互相拜师学艺，而士大夫之间，却总是以地位高下来拜师，老师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是为自己撑腰声张的。韩愈痛骂一顿流行风气，说像李子蟠这种“不拘于时，学于余”的，才是“行古道”。
韩愈影响力日增，一方面因为他敢说，有话题性，另一方面因为他不遗余力地提携年轻学子。在年轻人中，韩愈渐渐积累了声望。他慢慢想通一个道理：再过几十年，等那帮老家伙退了，死了，时代的中坚力量就是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才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抓住他们，就抓住了未来。
因此，不仅年轻人需要大佬，大佬也需要年轻人。他之前耻于干谒，干谒的时候不能不端着，就是觉得干谒总难免有巴结和谄谀的嫌疑。现在，因为和更年轻一辈的互动，韩愈的看法渐渐转变，开始认为，干谒与提携是互惠的。一旦有了这种思想上的转变，韩愈再去干谒大佬，也不像以前那么难为情了。
在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襄阳的信中，韩愈毫不忌讳地说出这种想法：
“一个人如果在当世名声显赫，一定有先达在前面给他铺路。一个人如果在后世留下美誉，一定有后进给他做殿军。前面没人，材质再美，声名也不彰显；后面没人，功业再盛，也难以流传。这一前一后两个人，未尝不互相需要，可是千百年来才碰见一对。难道上面就没有能提携自己的人吗？难道下面就没有能助力自己的人吗？为什么彼此都有殷切的需求，却很少见互相提携助力的呢？原因就在于，下面的人，以才能骄矜自负，不肯主动攀上面，怕人家说他巴结、谄媚；上面的人，以地位骄矜自负，不肯主动理下面。因此，很多人才能很高，却贫贱一辈子。很多人地位很高，却不能在后世留下赫赫荣光。这两种人都不对。没有干谒，就不能说上面没有伯乐；没有寻访，就不能说下面没有千里马……”
韩愈说的，确确实实，言之凿凿。不过，相对来说，下面更需要上面的提携，而上面则不太需要下面的助力。老师是大牛，弟子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是不少的；弟子是大牛，老师因此更加荣光，虽然也有，但没那么多。一般能培养出大牛弟子的老师，本来就是大牛了。所以，韩愈的说法，其实是讨了便宜。干谒中，本来身份地位是不对等的，韩愈讨了便宜，说起来就理直气壮。本来是求人家帮助，把求人的事，说得像是互惠。
接下来，韩愈大赞于襄阳，“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材，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这样的人，就是韩愈想找的吧！可是，为什么没听说有后进被阁下提携，获得礼遇呢？是阁下没找到？还是阁下太忙了，总在操心国家大事没顾上？不管怎样，韩愈愿意做第一个。”
“韩愈现在连吃饭、雇仆人的钱都不够，每天着急发愁，而这些不过是阁下一顿饭钱。但是，如果阁下说，我要忙国家大事呢，你再有才，我顾不上，那可能是韩愈太浅陋了。龌龊的人，不足以给他讲这些；奇伟的人，给他讲，他又没时间听，那就是命里该穷吧！”
于襄阳名声不好，粗暴骄横，脾气很大。判官薛正伦曾经惹怒他，他就奏请朝廷把薛正伦贬为峡州长史，等朝廷命令下来，于襄阳气消了，又奏请朝廷别贬了。薛正伦死后，还没下葬，于襄阳就派兵包围了薛宅，逼着薛的女儿嫁给自己儿子。韩愈写这封信后，过了六年，于襄阳做了宰相。又过了五年，于襄阳儿子于敏仗势杀人，被赐死，于襄阳也被贬。
不过，于襄阳有时对读书人挺大方。他买过一个姑娘做婢女。姑娘在买来前，曾跟一个崔秀才谈过恋爱。崔秀才很穷，姑娘卖到于家后，他写了首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被于襄阳读到，心想，这诗流传出去，自己铁定被骂，于是派人找到崔秀才，把婢女送给他，还赠了一笔钱。有个隐居的符载，找于襄阳要一大笔钱买山，于襄阳随手就给了。
韩愈找于襄阳，也是想得到他的救济。但这种慌不择人的行为，加上写文章大开“时代炮”的作风，让很多人对韩愈不满，包括以前赞扬过韩愈的人。
有位陈姓给事中，和韩愈是老相识了，从前就称赞韩愈。韩愈刚做上四门博士，去他府上拜访，他很热情。韩愈回头对人说，他很照顾自己。但隔了一段时间再去，他就冷淡起来。韩愈不清楚为什么。一开始，韩愈心想，冷淡就冷淡吧。以韩愈之前的性格，绝对不会拿热脸去贴别人冷屁股。但是，隔了一段时间，过了一个年，韩愈想了想，还是不希望曾经的朋友对自己有什么误解，于是主动提笔给陈给事写信：
“韩愈有幸认识阁下有些年头了。最初，承蒙阁下不弃，给我一些称誉。我是贫贱之人，每天为了衣食奔走，不能常亲近阁下。后来，阁下地位越来越尊贵，伺候在门墙的人也越来越多。位置越尊贵，贫贱者就一天天远了；伺候在门墙的人越来越多，就博爱了，难以专情了。韩愈的道德没有多少长进，文章却一天比一天有名。道德没有长进，就不会得到贤者的称许；文章名气大，就容易得到同行的忌妒。
“因为韩愈一天天离得远，阁下的朋友又越来越多，阁下既不能赞许韩愈，又听到忌妒的人在背后说韩愈，阁下的门庭就不再有韩愈的影子了。去年春天，韩愈曾经进谒阁下左右，阁下温和的容色，比刚认识时更亲切，阁下殷切的叮咛，好像在怜悯韩愈的穷困。韩愈回去后很欢喜，忍不住将阁下的好告诉别人。后来，韩愈去洛阳接家眷，不能朝夕见到阁下。等韩愈回来，也曾再来阁下左右进谒，但阁下的神情很轻视，好像体察不到韩愈的愚昧，也不怎么说话，好像不领韩愈的心情。韩愈回去后有些害怕，不敢再进谒。
“如今韩愈释然省悟，幡然后悔：阁下的轻视，大概因为韩愈之前常来以后又不常来了吧？阁下不怎么说话，大概是生韩愈的气了吧？韩愈愚钝，受到这种责罚，实在不能逃避。也不敢冒昧进谒，只好写封信，并将近来的文章呈上。有《复志赋》《送孟郊序》等。”
这封信，姿态很低。清朝的林云铭，说韩愈太穷困了，不得不做出这种低姿态，“以熟眼对人冷面，自知扯淡之极，无可奈何，只得如此支离附会也”。
我不太同意林云铭的看法。我倒觉得，这恰恰表示韩愈比以前有了更多底气，才能更舒展，更低姿态。要知道，一个性格刚硬的人，在地位很低的时候，是很难放低姿态的。穷得一无所有的人，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硬通货，只有骨头是硬的。他生怕头稍微低一点，人家就会觉得他奴颜婢膝、谄媚巴结。但等到身份地位逐渐起来了，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不妨把姿态放低点。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身价绝不可能因为放低姿态而降低，反倒能得到谦逊的美誉。因此，越宽裕的人，越容易和蔼客气、放低姿态；越窘迫的人，越难和蔼可亲、放低姿态——他的真实处境已经够低了，哪怕踮起脚都还要仰视别人，谦逊的美德是和他绝缘的。《周易》的《谦》卦，是地在上，山在下。山本来比地高，偏偏要藏在地的下面，这叫“谦”。洼地是无法“谦”的。
这是贞元十九年，韩愈三十六岁。韩愈的口吻和低姿态，恰恰透露出韩愈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底气。之前说过，韩愈是喜欢或者说很难做到不“图穷匕见”的人，在这封信的结尾，韩愈就通过一个细节，释放出信号，暗示了他一贯的桀骜和骄矜——他送给陈给事的文章，是用生纸写成的，没加任何装饰，上面还有涂改。韩愈说，“这是我着急解释并谢罪，因此没来得及誊写，请阁下体谅韩愈的心意，忽略那些吧！”
这个细节很重要。韩愈再忙，不至于连誊一遍的工夫都没有。而且，文章肯定是要留底稿的。那么，还把生纸写的，有涂改的文章送人，表示什么呢？
我想，韩愈要传达的是：如果你认可我，请你看重我的质，而不是文；请你看重我的内在，而不是外在；请你不要偏听别人的评价，不要被乱七八糟的说法影响，请从文章来了解我的心。
用生纸草稿做礼物，也想表示不见外的态度。就像去很熟的朋友家，空着手就去了，并不带礼物。韩愈前面的话，姿态固然低，但他的头并没有真正低下去，他用生纸加草稿的方式，表示他不是巴结和谄媚。他在体会孔子说的“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就是变通。在“立”之后，还有“权”的学问。
妥协与不妥协，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无解的。除非懂了“权”的学问，知道还有一种选择是“既妥协又不妥协”，“以妥协的方式不妥协”。如果以不妥协的方式不妥协，那就出局了，根本谈不上不妥协。如果以妥协的方式妥协，那就改变了初衷，被同化了，失去了意义。在二者之间，有极狭窄的空间腾挪，就是以妥协的方式不妥协。看上去像妥协，实际上，也未必就是真的妥协。这种看似的妥协是必要的，是为了坚持、为了不妥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也容易被诟病，容易两边都不讨好。因此，“权”是最难的。懂得“立”，不一定懂得“权”。不懂“权”，“立”不了太久；懂得“权”，才能长久地立下去，在变动的格局中稳住阵脚。
这时的韩愈，与以前不同了。四年前，在徐州时，他说，如果能得到张建封的知遇，“我就是死在执事门下也不后悔”。而一年前的韩愈，给同是节度使的于襄阳写信，说的话已经变成了，“在上位和在下位的人，未尝不互相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