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即虾蟆（韩愈22）
虽然韩愈曾经被贬阳山，虽然阳山和潮州同属岭南，虽然泷吏的夸张描述已经给了韩愈心理准备，但到了潮州，当地的风土还是让韩愈感到惊奇。比如，鲎、蚝、蒲鱼、蛤、章鱼、江珧柱…… 这些都是潮州人吃的。
蛤，就是虾蟆，名字不一样，其实是一码事。章鱼和江珧柱，争奇斗怪。还有数十种动物，都让人惊叹。我既然来南方统御神怪，自然该尝尝南方人吃的东西。拌了盐和醋，就着椒、橙吃。吃了腥臊，性味发作，吞嚼时脸红汗出。过去认得的只有蛇，口眼实在太狰狞，不敢吃，就打开笼子放走了。蛇还盘曲着愤愤不平。对蛇说：卖你又不干我的事，没把你杀了还不够意思吗？不指望衔来灵珠报答，别怨恨就很好了。用诗歌记下来，告诉朋友吧。除了元十八，韩愈还写了首《答柳柳州食虾蟆》。写给柳宗元，口吻和笔法就不同了：虾蟆住在水里，水太奇特，长得也不一样了。号称牛蛙，其实还是虾蟆。虽然两条大腿挺长，怎奈背上疙疙瘩瘩。虽然跳得高，还是离不开泥沟。没日没夜地咕咕叫唤，纯属无理取闹。连周公都受不了，只好洒点灰教育教育它。所谓“周公所不堪”，是说吵得睡不着觉。“无理取闹”一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周礼》记载，洒灰可以除去蛙蛤。我被朝廷遗弃，流放到海滨，天天犯愁，宁愿长睡不醒。可是到处都是虾蟆，不停在耳边沸出惊爆声。它们最能败坏笙磬的乐音，还特别擅长吵得学校没法读书上课。虽然句践曾把它们当楷模，竟然没听说它们有什么报效。“句践礼”，是个典故。越王句践要伐吴，用发怒的蛙当榜样，说它有气势。不久，就有人愿意把头献给句践。你们也是元鼎年大战过的勇士，谁胜谁败了？现在居然跑到了锅里，真是在钓钩、罩笼里受辱了呀。据《汉书•五行志》，汉武帝元鼎五年，蛙虾蟆有过一场大规模的群斗。我一开始也吃不下，最近慢慢能吃点了。一直害怕沾染了蛮夷的习性，丢失了平生诗书的爱好。子厚你呢，你怎么样？是不是天天吃好的，就像豢养的豹子？孔子在鲁国做官时，鲁国人比赛打猎，孔子也参与，要和大家一样。能保全身命，才算得上孝呀。所以，该吃就吃吧。唉，可怜思虑那么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去潮州途中，经过湖南，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曾命元十八去慰问韩愈。韩愈在《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中，赞扬裴行立“英英桂林伯，实维文武特”，“嶷嶷桂林伯，矫矫义勇身”。但其实，在韩愈心里，裴行立是个庸才。当时，裴行立向朝廷申请征讨岭南叛乱的黄家贼，一直打到韩愈到了潮州，又到了袁州，还是没什么效果。韩愈在袁州时，裴行立死了。阳旻接着征讨，也没有效果。韩愈回到朝廷时，朝廷还打算继续派人征讨，韩愈反对，上了封《黄家贼事宜状》，说：“近年的征讨，源于裴行立、阳旻。这两个人，没有深谋远虑，只图邀功求赏。他们看到贼没屯聚时的状态，觉得势单力薄，容易摧破。朝廷信了，准允了，用兵两年，前后上奏说杀的贼数加在一起不下一两万。如果是实数，贼早就没有了。可现在贼还那样，可见欺罔朝廷。邕州、容州也因此凋敝。战争疾疫令十室九空，百姓怨声载道。阳旻、裴行立相继死去，实在是因为妄自邀功，造作战事，人神共嫉，才有此祸殃。如今任用的严公素，也不是抚御之才，他继续请求攻讨，这样下去，恐怕岭南没有安宁的时候。“诸道发兵南讨，实际上起不到作用。山川不熟，水土不服，常常死于疾疫。江西发兵四百人，不到一年，活着的不到一百。岳鄂发兵三百人，只活下来四分之一。……岭南地广人稀，贼所在之处更偏僻，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只要在当地招募人防守好，来了抵御，去了也不必追。或者趁改元之际，赦免他们的罪，派个人宣谕，他们也许就望风降伏，岭南就安定了。”哪怕裴行立对自己有恩，韩愈的批评也相当严厉。当然，裴行立已经死了，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这样打仗苦了百姓。韩愈到潮州后，问吏民有什么疾苦，得知郡西湫水中有一条鳄鱼，长好几丈，把牲畜快吃完了，让民众越来越贫困，就命判官秦济准备一头猪、一头羊，投到水中，并写了篇文章警告鳄鱼：“过去先王有天下，放火烧山泽，绳网刀刺，把与民为害的虫蛇驱赶到四海之外。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长江汉水之间尚且要放弃给蛮夷楚越，更何况潮州在岭海之间，离京师万里，鳄鱼在这里产卵长育，也不奇怪。但如今天子即位，神圣慈武，四海六合都要接受化育，鳄鱼就不宜再待在这里了。“刺史受天子之命来治理生民。鳄鱼悍然不安，不能好好待在水里，要吃牲畜、熊、豕、鹿、獐，和刺史抗衡。刺史虽然驽钝羸弱，又岂能向鳄鱼低头下心？奉天子之命到此，不能不交待清楚，鳄鱼你听好了：“潮州南边是大海，大到鲸鹏，小到虾蟹，都能在大海里生存长养。早上出发，晚上就到。现在，和鳄鱼约好：限三日之内，率领族类迁徙到大海，以回避天子命官。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七日还不行，就是不肯迁徙了。就是不把刺史放在眼里。不然，就是冥顽不化，刺史说了，它也听不到。傲慢也好，冥顽也好，既然残害百姓，就该杀。刺史会选好吏民，用弓弩毒箭，杀尽鳄鱼为止。不要后悔。”据说，当晚湫中起了风雷，几天后，湫水干涸，向西迁徙了六十里。从此，潮州没有鳄鱼之患。韩愈还在潮州置办学校，让秀才赵徳为师，请他摄海阳县尉，负责州学。韩愈从自己俸禄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学生的伙食开销。江西观察使王仲舒发来的公文，末尾都写着“谨牒”。一般情况，上级给下级发文，结尾用“故牒”，意思相当于“特此通知”。而“谨牒”相当于“谨通知”，一般用于部门之间公文往来，或者下级向上级报文。江西观察使是袁州刺史的上级，韩愈一开始以为是用错了。后来，几次公文往返，王仲舒用的都是“谨牒”，韩愈明白这是表达对自己的敬重，就给王仲舒寄了封《袁州申使状》，请求他改为惯常制式。在袁州，韩愈还发现很多平民百姓的子女，因为水旱灾害、公私借贷，被父母典当抵押，到期还不上款，就成了奴婢，供人鞭笞使役，甚至殴打致死。韩愈认为这既违反法律，也有亏德政，查明共有七百三十一人，把他们全部赎回。回到朝廷后，韩愈上《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乞求把天下诸州典帖的百姓子女一律放免。这也是受了柳宗元的影响。柳宗元在柳州，先做了这样的事。韩愈离开潮州去袁州的路上，柳宗元死了，死在柳州。当时是元和十四年冬天。柳宗元虽然是刺史，但很清贫，死后连办丧事的费用都没有，留下了四个孩子，一个是遗腹子。丧事费用是裴行立出的，柳宗元的表弟卢遵操办的，第二年七月，柳宗元归葬万年县祖坟。柳宗元临死前留下遗书，向刘禹锡、李程、韩愈、韩泰、韩晔等人托付后事。当时，刘禹锡送母亲灵柩归葬，走到衡阳，正是早年刘、柳分别的城市，接到柳宗元的死讯。刘禹锡立即给韩愈写信，请他写墓志。韩愈正在赴袁州途中，接到消息，先写了封信吊唁。元和十五年二月八日，韩愈抵达袁州。不久，侄孙韩滂病死，年仅十九岁。韩愈处理完韩滂的丧事，直到五月初一，才写好给柳宗元的祭文。祭文开头说：维年月日，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灵。祭窦牟：维年月日，兵部侍郎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国子司业窦君二兄之灵。
窦牟是在岳州招待韩愈的窦庠的哥哥，也是韩愈从小熟悉的兄长。祭侯喜：维年月日，吏部侍郎韩愈谨遣男殿中省进马佶，致祭于亡友故国子主簿侯君之灵。祭马总：维年月日，吏部侍郎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仆射马公十二兄之灵。这里用了“敬”字。马总是韩愈的老领导。征淮西时，裴度是宣慰使，马总是宣慰副使兼御史大夫，韩愈是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祭张署：维年月日，彰义军行军司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韩愈，谨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县令张十二员外之灵。祭张彻：维年月日，兵部侍郎韩愈谨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赠给事中张君之灵。张署、侯喜、柳宗元，都是“亡友”。窦牟、马总是兄长，不说“亡友”。张彻，是侄女婿，也不说“亡友”。孟郊死，韩愈没有写祭文，只写了墓铭。像张署、侯喜这么亲近的朋友，韩愈在祭文中，也都叙及职衔，祭侯喜的叫《祭侯主簿文》，祭张署的叫《祭河南张员外文》。但是，祭柳宗元的叫《祭柳子厚文》，文中也不叙彼此职衔。林云铭说：开手彼此不叙官爵，以明千古性命之交，与自己骨肉无异，亲狎之至也。祭韩好好——韩愈的侄女：维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时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子之灵。祭韩滂——韩愈的侄孙，十二郎的儿子：维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卢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灵。祭韩挐——韩愈的女儿：维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妳以清酒时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子之灵。祭郑夫人——韩愈的长嫂：维年月日，愈谨于逆旅备时羞之奠，再拜顿首，敢昭祭于六嫂荥阳郑氏夫人之灵。祭十二郎——韩愈的侄子：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祭郑夫人，说“再拜顿首”；祭十二郎，说“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这都是值得注意的细节。不过，林云铭虽然眼光锐利，却说得不尽准确。是不是韩愈给亲人的祭文就不叙官爵呢？也不是。祭韩岌——韩愈的堂兄：月日，从父弟某官某乙，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故虢州司户府君之灵。祭亲人大多不叙官爵，主要是因为郑夫人、十二郎、韩好好、韩滂、韩挐这些人没有官爵。而且，除了柳宗元，也不是别的朋友都叙官爵，《祭房君文》：维某年月日，愈谨遣旧史皇甫悦以酒肉之馈，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蜀客，是房次卿。不叙官爵，也可能因为房次卿官爵太低，四十余岁还只是京兆兴平尉。韩愈之前写过《将归赠孟冬野房蜀客》。房次卿母亲的殡表、父亲房武的墓铭，都是韩愈写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作者自称。韩愈祭亲人时，对晚辈，常自称与亡者的关系，像“十八翁”“十八叔”“阿爹”；对长嫂郑夫人，自称“愈”；对情同手足的侄子十二郎，自称“季父愈”。祭房次卿，韩愈也自称“愈”。可是，祭柳宗元，却自称“韩愈”。林云铭只着眼于韩愈没带官爵，却没在意他自称“韩愈”。这能叫“与自己骨肉无异，亲狎之至”吗？自称“韩愈”，口吻郑重。一般来说，这种时候就需要带官职。但对柳宗元，韩愈自称“韩愈”，却不带官职，这就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意味：韩愈和柳宗元，交情再好，也比不了和孟郊、张署、张籍、侯喜。对房次卿，韩愈称呼彼此“愈”“蜀客”，都不带姓。而对柳宗元，韩愈称呼彼此“韩愈”“柳子厚”，都带了姓。这意味着，韩愈在表达自己和柳宗元既近又远，既远又近的关系。什么叫既近又远？韩愈和柳宗元不是亲昵的朋友。二人一生朝夕相处得也不多，主要是精神之交、文章之交。什么叫既远又近？韩愈知道，虽然他一生有很多亲人、朋友，但那些人都会渐渐被历史的长河淘去光辉。久远的后世，世人回望当时，和他一道闪耀的，唯有柳宗元。这是他和柳宗元情谊的非比寻常之处。“韩、孟”是亲密的，“刘、柳”是亲密的，但千百年后，世人更多记得的，是“韩、柳”。这正是为什么，刘禹锡和柳宗元那么亲密，刘禹锡也是大才，但柳宗元的墓铭还是请韩愈写。“元、白”也和他们同时代，但没有“韩、元” “韩、白”的称谓，他们只是认识，算不上朋友。牺尊，是酒器。这是《庄子》的典故，说活了上百年的大树，被砍掉做成牺尊，涂上青黄的纹饰，对树木不是好事。这句，是同情柳宗元。前面说，一生得失，就不要再评价了。以柳宗元的才华，跟随了王叔文，一生仕途就此毁掉，是很可惋惜的。“不愿为材”“乃木之灾”，就是这意思。祭文里，不能不提，也不宜细提。这句，既是褒赞柳宗元，也是自许。他曾经知制诰，所以叫“掌帝之制”。刘禹锡有诗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是宝历二年（826），当时，不仅柳宗元已死，韩愈也已死；是刘禹锡被贬二十三年后，在扬州遇见白居易，回赠的诗。“沉舟侧畔千帆过”，就是韩愈说的“一斥不复，群飞刺天”。那些柳宗元从来看不上的人，都飞黄腾达了，柳宗元却在贬谪中蹉跎了一生。这句话，意思就丰富了。柳宗元托付的其他人都有谁？刘禹锡、李程、韩泰、韩晔。除了李程，都是追随王叔文的。柳宗元一并托付，是因为韩愈和他们一样，都是柳宗元的朋友；但对韩愈来说，是不肯和韩泰、韩晔为伍的。韩愈论佛骨，差点儿丢了性命，贬到南方，女儿死了，侄孙也死了，连自家孩子都保不住，何况柳宗元的孩子。韩愈既感谢柳宗元的信任托付，也感伤时世。何焯说：嗟惜子厚，只以其文。墓志亦此意。若此文明云“非我知子”矣。意思是，韩愈对柳宗元的惋惜，只是因为文采；墓志也是同样的意思，祭文明说了“我不是你的知己”。其实，何焯和林云铭，都目光峻厉，又都只看到了一面。韩愈和柳宗元，可以说是知己，也可以说不是。“非我知子”这句，既可以表示韩愈的自矜，表达韩柳在政治上的不同；也可以表示对柳宗元的称赞，说柳宗元的见地有我还不能理解的地方。韩、柳的坦诚无间，正从“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看出来，真是没有半点客套。正是“君子和而不同”。韩愈对柳宗元的惋惜、嗟叹和激赏，绝对不止因为柳宗元的文才，更因为柳宗元的为人。曾国藩说：《祭张员外文》，以奇崛鸣其悲郁，鏖战神鬼，层叠可愕。《祭柳子厚文》，峻洁直上，语经百炼。公文如此等，乃不可复跻攀矣！“……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俊杰廉悍”“踔厉风发”，概括柳宗元太精准了。看柳宗元驳斥韩愈论史的文章，就能感受到他“议论证据今古”，“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是替柳宗元开脱，表明和王叔文结党，不是柳宗元主动，是王叔文他们主动。“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遇用事者得罪”，是说王叔文出了问题，不是柳宗元的错，柳宗元是不幸的牵连者。柳宗元被贬，“例出为刺史”“例贬州司马”，“例”字，表示这是惯例，被贬者不止柳宗元一人。这是既不失公允又极富同情的表达。“……元和中期，他们照例被召还京师，又一并外放为刺史，子厚分到了柳州。到柳州，子厚感叹：这里难道就不能为政吗？根据当地风俗去教化，州人顺从信赖。当地常有拿儿女去典当，到期还不上本息，就沦落为奴婢。子厚想办法，把他们全赎回家。太穷赎不起的，就用雇佣的办法抵还。观察使把子厚的办法施于其他州县，一年赎回近千人。衡、湘以南考进士的，都以子厚为师，经过子厚指点的，都有法度可观。“子厚被召回京师，又任刺史。梦得（刘禹锡）也一样。梦得分到播州。子厚哭着说：播州不是人住的地方，梦得母亲还在，我不忍心他告诉母亲这些；而且，万万没有母子同去的道理。子厚向朝廷请求，和梦得换。即便因此获罪，死也不恨。梦得由此改为连州刺史。“唉！君子到了穷途才见出节义！今天坊间相倾慕的，不过是一起喝酒吃饭，成群逐队嬉闹，开玩笑说愿居对方之下，拉着手像要掏出肝胆，指着青天白日流泪发誓，说生死都不背弃；等到但凡有点利害，头发大的事，就翻脸不认；朋友掉进陷阱，都不肯伸出援手，甚至落井下石。禽兽夷狄都不忍干的事，他们干得太多，还自以为聪明，听到子厚的风规，也该惭愧了吧！“子厚年轻时，锐意进取，不爱惜羽毛，觉得功业可以立就，因此受到连累。贬斥后，也没有位高权重的人施以援手，以至终生在穷乡僻壤间，不能为时代贡献才干，施行道德。如果子厚在台省时，能像后来做司马、刺史那样持身，也不会遭贬；如果遭贬后有够分量的人拉一把，也会再受到朝廷起用。不过，如果子厚没有遭贬那么久，人生没困窘至极，虽然也要比一般人强，但文学辞章，是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足以流传千古的。即便子厚得偿所愿，成为一代将相，两者相较，恐怕未必比现在好。”如果有得选，柳宗元恐怕未必愿意过这样的一生。但韩愈的评价无疑是有洞见的。当时的将相，哪有几个人被后世记得，而柳宗元大名长垂。
一千多年后，毛泽东读到柳宗元的名作《封建论》，写了首诗给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