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淮西碑》没有被采用，朝廷让段文昌重写，韩愈也没公开表露什么。身为刑部侍郎的他，又成了郑余庆下属。
此时，郑余庆是尚书左仆射，奉命修订礼乐制度，任“详定使”，他奏请刑部侍郎韩愈、礼部侍郎李程为副手。李程就是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诗的三位翰林之一。韩愈对礼乐制度有自己的见解，和李程起了争执。争执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四月刚刚拜礼部侍郎的李程，六月就调离了京城，任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
不知这和他与韩愈之间的争执有多大关系。毕竟，郑余庆和韩愈更熟，而且，韩愈在平定淮西中立了大功，撰写的《平淮西碑》又没有用，朝廷总不好对韩愈太薄。
李程调离京城，韩愈也有些失落。虽然二人有分歧，但李程不是坏人。朝廷上，道德有问题的人不在少数。淮西虽然平定了，朝廷的政治斗争依然暗流汹涌。八月，韩愈的同年王涯，由宰相罢为兵部侍郎。
九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工部侍郎程异升为宰相。皇甫镈为了做宰相，重金贿赂太监吐突承璀，而程异兼任盐铁转运使，和皇甫镈一起，屡次向皇帝进贡羡余，由此得到恩宠。平定淮西后，宪宗也越来越骄奢。
皇甫镈、程异的任命公布之后，朝野骇愕，连大街上的贩夫走卒都嗤之以鼻。宰相裴度、崔群极力反对。裴度说，他们要当宰相，我就不当了，我耻于和他们同列。裴度上表求退，宪宗不许。裴度又上书说：“皇甫镈、程异都是佞巧小人，皇甫镈判度支，聚敛多，恩惠少，下面的人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之前皇甫镈裁损淮西粮料，军士都要暴乱了，正好臣到淮西行营，才努力遏止。他们听到皇甫镈做宰相，就要绝望了。程异虽然人品平庸，但心还不算坏，做点具体事务可以，宰相是不能胜任的。而皇甫镈的狡诈，天下皆知，只欺瞒陛下一个，可见奸邪之极。臣若不退，天下人都会说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说，天下人都会说臣有负圣恩……”
宪宗认为裴度是要结党，排斥异己，坚决任用皇甫镈、程异为宰相。当时，宫里把陈年缯帛交给度支使卖，皇甫镈全用高价买了下来，供给戍边的军队。缯帛朽败不堪，一打开就坏，军士把它堆到一起烧了。裴度又上奏。皇甫镈跑到宪宗面前伸伸脚说，陛下看臣这双靴子，就是从宫里买的，两千块，坚实耐用，能穿很长时间，裴度是胡说。宪宗相信了皇甫镈。
皇甫镈、程异得势后，韩愈写了首《南内朝贺归呈同官》：
……
文才不如人，行又无町畦。
问之朝廷事，略不知东西。
……
所职事无多，又不自提撕。
明庭集孔鸾，曷取于凫鹥。
树以松与柏，不宜间蒿藜。
婉娈自媚好，几时不见挤。
贪食以忘躯，鲜不调盐醯。
……
意思是自己文才不如别人，行为也不加约束，朝廷的事一概不懂。事务不多，也不努力，在群臣间格格不入。为了混口饭待在朝廷，恐怕很快要成为别人的盘中餐了。
“调盐醯”是《战国策》的典故，说黄雀悠然自得地栖息在树上，饿了就吃点白粒，自以为与世无争，不知道早已有人将弹丸对准了自己，白天还在茂密的树叶间，晚上就被人拌了盐和醋。
历来认为，这首诗是针对李程写的。其实，李程六月就离开京师了，这首诗写于秋天，应该是针对皇甫镈、程异。
宪宗为“中兴”沾沾自喜，生活越来越奢靡，开始想着长生不老，于是下诏寻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之前做鄂岳观察使，贪婪残暴，担心获罪，希望讨好皇上，就通过皇甫镈推荐山人柳泌，说柳泌能合成长生药。于是下诏，让柳泌在兴唐观炼药。炼了没几天，柳泌说，天台山是神仙聚集的地方，有灵草，臣虽然知道，但没能力去采，希望能到那里做个长官。宪宗说，没问题，就让柳泌权知台州刺史，赐服金紫。
让一个完全没有执政经验的人当地方官，简直是胡闹。谏官纷纷论奏。宪宗说，动用一个州，让人主长生不老，做臣子的还不情愿吗？群臣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十一月，功德使上奏，说凤翔法门寺塔里有佛指骨舍利，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塔就会年丰民安，来年要开了，可以把佛骨迎到长安。十二月，宪宗让宫中使者率领僧众去迎接。
这一迎，迎出了一篇《论佛骨表》。“吏部文章日月光”，说的是《平淮西碑》。但要说在历史上留下的光辉，十篇《平淮西碑》也抵不上一篇《论佛骨表》。如果一定要在韩愈一生璀璨如星辰的文章中，找篇第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论佛骨表》。
历史上，反对佛教的文人不少。如果一定要排出谁是第一人，毫无疑问是韩愈 。“三武一宗”灭佛，是举国的政治力量。靠匹夫之力排斥佛教，恐怕没有人在韩愈之上。但韩愈此举无异于螳臂当车，在当时，并没有给佛教带来任何影响，倒给自己带来了重创。
韩愈从小就反对佛教。用他的话说，除了三代的书，不敢看别的；除了圣人的志向，不敢有其他志向。因此，虽然唐朝佛教兴盛，但韩愈却对佛教缺乏了解，他接触到的都是被世俗化了的佛教，像“俗讲”“捐功德”“造大殿”这些。对真正的佛教教义，韩愈很隔膜。
历史上同样反对佛教的朱熹、王阳明就不同，他们都在年轻时下功夫理解学习过佛教。但囿于时代，他们对佛教的了解也不全面。王阳明虽然了解不少，但几乎只限于禅宗。相对来说，朱熹了解多一些，天台、华严的教理也看过，但也都是中国佛教的东西。站在整个佛教的版图上看，那些是后出的，是佛教的一隅。而作为佛教根基的理论和解释它的阿毗达磨，朱熹也不了解。但这不是朱熹的问题，在南宋时，几乎没有了解那些的可能性。
韩愈年轻时，张籍写信批评他，说这么多人受异端影响，你为什么不写文章批判？当时韩愈才三十岁，在汴州幕府，他回复张籍说：
“现在信佛、信道的，往低了说，是公卿辅相，我岂敢昌言排斥？碰到可以教诲的，跟他说说，尚且不容易，有时还会引发争论，如果写成书，读到之后愤怒的人不知会有多少，肯定以为我无知又狂妄。连自己都保不住，写书有什么用？孔子可是圣人，子路没来之前，多少人骂他欺负他。后来在陈国绝粮，在匡遇险，奔走仓皇。孔子的道德那么尊贵，一生还那么窘迫。幸亏有众多弟子持守，才传及天下后世。如果他独自待在家里写书，怎么可能流传到现在？佛教道教在中国流行六百多年了，根深蒂固，不是朝夕之间可以改变的。”
三十六岁的时候，韩愈在送文畅法师的序里，也公然排斥佛教：
“文畅，是僧人。如果想听佛教的道理，找他们的师父就可以了，干嘛来找我们？可见，是他看到儒家君臣父子之懿徳，文物事为之盛况，心里羡慕呀！他拘于身份，不能入儒家的门，所以才想听听儒家的道理，向我们请教。那我们就该告诉他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不该用佛教的说法来敷衍他。”
再后来，碰到灵法师、惠法师，韩愈也明确表示和他们不是一路，还劝他们弃佛归儒。韩愈在东都，判祠部时，天天和宦官斗，勒令出家人还俗，也没有什么后果。
但这次不一样了。韩愈遭遇了大灾难。这种大灾难，并非因为反对佛教，而是因为反对皇帝。这大灾难，也恰恰成就了韩愈，是他的大荣光，是他人生中最闪耀的一笔。
唐朝的佛教，从武则天往后，发展得越来越迅猛，世俗化越来越严重，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正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不少人上疏提出限制佛教。武则天时代，有狄仁杰、李峤、张廷珪、苏環；唐中宗时代，有韦嗣立、桓彦范、李乂、辛替否、宋务光；往后，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 每个时代，都不乏其人。本来，韩愈在数不清的人臣中，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但《论佛骨表》极其坚决的言辞、无比激烈的态度，让其他人都黯然失色了，后世只记住了韩愈。
不过，如果仔细考察韩愈所谓“辟佛”，会发现事情并非像“贴标签”那样简单。韩愈不是因为反对佛教而得咎，是因为反对宪宗而得咎。问题是，宪宗信佛吗？
这似乎不成问题。但如果以佛教本身的标准来考察，宪宗是绝不能称为信佛的。佛教有“三法印”，一种见解是不是佛法，要拿“三法印”来印证，接受三法印，就是信佛，不接受，就不是。标准很明确。三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其中第一个，诸行无常，是说世间的一切法，都有生有灭，不可能恒常存在。像宪宗皇帝这样，始终抱着求长生的希望，显然是完全没有接受“三法印”。此外，从形式上看，佛教有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第一条，皈依佛，就要求永不皈依天魔外道。宪宗皇帝既然信道教，求方士，就破了三皈依，在形式上也算不上信佛。佛教自身的标准，是很明白的。无论如何，宪宗不能算信佛。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把它认定为“信佛的皇帝”。依据就是他迎了佛骨。
佛陀预言过正法的沦亡。正法之所以会沦亡，正是因为世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要出现宪宗皇帝这种“信佛者”，出现“广张罪福资诱胁”的“出家人”。
元和十四年正月，宫中使者杜英奇率领三十多个宫人和僧众，持着香花到临皋驿迎接佛骨。从光顺门进入大内，留在宫中三天，然后送到长安各寺院接受供养。无论王公大臣，还是士子百姓，都竞相奔走施舍，唯恐在后。
这种行为，引发了京城大骚乱。当时的长安骚乱到什么程度，已经不好了解，但我们可以参考《资治通鉴》和苏鹗《杜阳杂编》记载的咸通十四年（873）迎佛骨，由此窥见一斑。
韩愈《论佛骨表》是元和十四年（819）。二十六年后，唐武宗下令灭佛。其实，灭佛的罪过，不该推到唐武宗一个人头上，这背后有一百多年来积重难返的压力。在韩愈之前，屡屡有人臣论谏佛教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压力和弊端，朝廷大都嘉纳。假如宪宗对待韩愈的论谏，能像武则天对待狄仁杰那样，就会稍稍纾解佛教和民生的矛盾，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武宗灭佛。即便武宗做了灭佛的严厉举措，之后不到三十年，迎佛骨的事情再一次出现了。
从中国佛教史上看，隋唐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中唐以后，急剧走向了下坡路。“罪魁祸首”常被归结为显而易见的“武宗灭佛”。但如果考察佛教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恐怕唐朝那些恭迎佛骨的皇帝对佛教的败坏程度，不在武宗之下。
咸通十四年（873），懿宗遣使者去法门寺迎佛骨，很多大臣劝谏，有人甚至说，迎了佛骨反而死得更快——这种说法就是韩愈《论佛骨表》率先提出的。懿宗说，见到佛骨，就是死了也不遗憾。于是，用金银做成宝刹，珠玉做成宝帐、香舁，用孔雀毛装饰宝刹，小的高一丈，大的高两丈，上面全盖上金银。一座宝刹要上百人抬，宝帐香舁不可胜数。又用珊瑚、玛瑙、珍珠、绿宝石缀在幡幢上。从长安到法门寺，三百里间，全是车马，昼夜不绝。
四月初八，佛骨进入长安，禁军的仪仗，朝廷和私人的音乐，铺天盖地，绵亘数十里。懿宗到安福寺亲自顶礼，感动得眼泪浸湿了衣襟。长安豪奢的家庭争相装饰了车马，穿着华贵的衣服赶来，道路水泄不通。无数百姓扶老携幼来观看。有军卒站在佛前，挥刀砍断左臂，用肉躯供养。右手举着砍断的胳膊，一步一叩头，血流满地。那些跪在地上一步一拜，咬掉手指、割截头发的供养者，多不胜数。有个僧人把点着的艾草扣在头顶，叫“炼顶”，火烧起来，疼痛发作，立刻掉头呼号，坊市少年死死拽住他不让动，他疼得不能忍受，卧倒在路上号哭，头顶烧得焦烂，围观者无不唏嘘。
韩愈时代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但韩愈已经看到，放任下去，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于是，佛骨还在长安各寺巡展，韩愈就不能忍了，上了篇《论佛骨表》：
“佛，不过是夷狄之一法。西汉时才传到中国，上古根本就没有。上古的黄帝，在位百年，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了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了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一百一十八岁。舜、禹都有百岁。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中国有佛吗？没有。
“殷汤活了百岁，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虽然没记载活了多大，推算起来，应该都不下百岁。周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穆王在位百年，这时候，佛法也没传到中国。他们都不是因为事佛才长寿。汉明帝时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之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越来越恭谨，寿命和在位时间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曾经三次舍身布施，宗庙祭祀也不用肉，每天一顿，只吃蔬菜水果，后来竟被侯景逼迫，饿死台城，国家也很快灭亡了。事佛为了求福，却招来祸患，由此看来，佛不值得事奉。
“高祖从隋朝受禅时，就考虑灭除佛教。只是当时群臣没有远见卓识，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人的明德，挽救流弊。因此搁置了。臣常常抱憾。陛下神圣英武，千百年来无人能比。即位之初，就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也不许创立寺庙、道观。臣常以为，高祖的志向要在陛下手里施行了，如今纵然不能施行，又岂能放纵？听说陛下令群臣迎佛骨于凤翔，亲自登楼观瞻，还抬入大内，又让各寺院依次迎请供养，臣哪怕极其愚陋，也必然知道陛下绝不可能被佛教迷惑，推崇供奉，来求福佑吉祥。只不过是年成好，百姓高兴，给大家过个节，热闹热闹。圣明的头脑怎么可能相信这种荒诞事？但百姓愚昧冥顽，容易被迷惑，不晓得道理，见陛下这样，还以为陛下真心事佛，都会说，天子大圣，还一心笃信，我们小老百姓还在乎身体性命吗？焚头顶，烧手指，百十人聚集成群，解开衣裳，到处散钱，从早到晚，竞相效仿。从老人到小孩，都在街头奔波不已，工作也不干了。再不加禁止，继续巡展下来，一定会有断臂残身供养的。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
“佛本是夷狄之人，和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异。口中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上不穿先王的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即便佛现在活着，来到京师，陛下容忍他，接见他，不过在宣政殿见个面，招待一场，赏赐他一身衣服，再派人送出境，以免蛊惑百姓。况且佛死了这么久，骨头都枯朽了，凶秽的遗骸，岂适合迎到皇宫？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古代诸侯行吊，还要让巫祝先用桃茢祓除不祥。现在无缘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看，不用巫祝，不用桃茢，群臣没人讲这不对，御史没人讲这不该，臣实在感到耻辱。
“臣乞求把骨头交给有司，投进水火，永绝根本，断除天下后世的疑惑，让天下人都知道，大圣人的作为是怎样非比寻常，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一切报应，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论佛骨表》上的时间非常不好。这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迎也迎了，皇宫也请了，百姓也供养了。正在仪式当中，韩愈开始痛斥。如果迎佛骨前上表，效果也许会不太一样。孔子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事情发生大半，再劝谏，明知道很难阻止了。当然，不劝谏，继续下去，会更嚣乱。
这时，整个朝廷都在庆贺，百姓都在狂欢，在宪宗眼里是举国欢庆的事，韩愈突然跳出来，兜头痛斥。太犯忌讳了。不是宪宗不能容忍反对佛教，是事情到这个节骨眼上，已经不是反对佛教了，是当众打宪宗的脸。
那韩愈为什么不提前劝谏，非要等到这一步才劝谏呢？因为，单纯说“反对佛教”，只是个空洞的概念。单纯说“迎佛骨”，和亲自看到疯狂场面，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
韩愈是刑部侍郎，朝廷重臣。整个朝廷都没有人站出来，那这件事是要在史书上留下一笔的。这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后世看到这个时代，看到韩愈在刑部侍郎的位置，而没有站出来说话，是大节有亏。
孔子说，“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在这个位置上，就干该干的事，不然，就离开。迎请佛骨，把京城搞成这样子，如果没人出来反对，就是整个朝廷的耻辱，时代的耻辱。韩愈上《论佛骨表》的动机，就四个字：臣实耻之。
南宋朱熹也是这样，他一生在朝只有四十多天。短短四十多天里，他对一切事情都要发言。皇帝气不过，把他免了。孝宗下葬的事，皇帝定了，其他人都不敢再提了，朱熹还提。罢官后，回到老家，孝宗下葬前一天，朱熹远隔几千里，对着大雨感喟：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济事的！
《论佛骨表》进上，宪宗暴怒。过了一天，宪宗拿给宰臣，说你们看看韩愈写的是什么东西！要处以极刑。
裴度、崔群赶紧劝谏。他们都是宰相，和韩愈的关系都很好，说话也很有分量。但他们也不敢说迎佛骨错了，只说：“韩愈确实有罪，该处罚。但如果不是忠心耿耿，不怕处罚，也不敢冒险进言。韩愈虽然狂妄，但杀了他，就没人敢进谏了。为了言路，就对韩愈宽容一点吧。”
宪宗说：“韩愈说朕事佛过头，朕还可以容忍；但他说东汉以来，事佛的帝王个个短命，何其悖逆！身为人臣，胆敢如此狂妄，绝不能赦免！”
而皇甫鎛和程异，这两位宰相，素来和裴度、崔群不合，早就想削弱裴度的势力，皇甫镈主张对韩愈从重处罚。
不过，韩愈名望太高，听说要砍韩愈的头，国戚诸贵都来求情，说处罚太重。最终，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他的朋友冯宿，也被怀疑参与起草《论佛骨表》，外放为歙州刺史，就是之前陆傪外放的地方。
潮州在岭南。当年，韩愈哥哥韩会贬到韶州，也在岭南。贬去很快就死了。韶州在今天广东韶关，离长安四千九百多里。到潮州要先经过韶州，之后还有三千里。
当年贬阳山时，韩愈担心自己不能活着回来。那时候，头发斑白，牙齿动摇，觉得自己老了。现在回头看，那时还算年轻。此去潮州，比阳山险恶得多，恐怕没有生还的希望了。
这次罪更重，必须马上出发。上次被贬是腊月，这次是正月。上次被贬前是监察御史，这次是刑部侍郎。上次还有张署同路，这次是孤身一人。在最冷的时候，韩愈又被赶出了京师。
韩愈不知道，他离开后，全家都被赶出了长安。韩愈一家人口不少。小时候跟着哥嫂长大，侄子十二郎死后，孩子都跟着韩愈过活。韩愈自己有一个儿子，四个女儿。最大的韩昶二十一岁，其他都还没成年。三个堂哥的孩子，也都跟着韩愈。加上仆从，一家将近百口，全被赶出京师。三年前，韩愈在《示儿》诗中说，“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辛勤三十年，终于在长安城中买了宅第，住了三年，就被举家赶走了。
出了长安，过了南山，又是蓝田关了。十三年前陪自己经过这里的张署，已经作古了。经常有贬谪的人，走到蓝关，接到朝廷诏书，内容是赐死。韩愈出长安后，韩湘得知叔祖被贬，急忙追来陪同。走到这里，只见宿云横亘在秦岭之上，大雪簇拥在蓝田关口，马都不肯再往前了。
韩愈忍不住又要写诗：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明白你远来的意思，在瘴江边，收了我老朽的尸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