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我以礼（韩愈03）
给宰相上了三封信后，没有答复，韩愈就离开了京城。是不是三封信一点效果也没有呢？如果说预期的效果，确实没有。但事情往往会有旁逸斜出的效果。这种事，是不可能不作为八卦流传的。于是，韩愈的名声就会被更多人听到，文章也会被更多人注意到。唐朝文人混各种酒局，传各种逸事，不单是出于闲情雅致，还有彼此宣扬的目的。
虽然宰相没有理睬韩愈，但前宰相，现礼部尚书董晋注意到了他。这一年冬天，朝廷任命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就奏请韩愈为“观察推官”，也就是他的幕僚，跟随他去了汴州。
董晋去汴州时，只带了十几个人。走到郑州，没见宣武军迎接。左右和当地官吏都害怕了。行到离汴州只有十来里时，邓惟恭才出来迎接。董晋让邓惟恭省了下马的礼节，进入汴州，一切军政都委托给他。后来，董晋瞅准机会，把邓惟恭押解到京城，又发配汀州。
在汴州，韩愈待了两年半，董晋死了，韩愈也离开了。离开后第四天，汴州叛乱，僚属还在的都被杀死了。
类似的经历，一年多后，韩愈又躲过一次。很多年后，更凶险的经历，韩愈也安然度过。卫中行提到此事，说命运的穷通取决于自己，韩愈不同意，他说：
“祸福吉凶的到来，似乎不在自己。不过，君子遭遇灾祸是不幸，小人遭遇灾祸是寻常；君子得到福佑是寻常，小人得到福佑是幸运。因为他们的行为似乎会带来相应的结果。定要说君子吉、小人凶，是不可以的。贤与不肖，在自己；贵与贱，祸与福，在上天，名声善恶，在别人。在自己的地方，我勉力而为；在上天和别人的地方，随他去。我所持守的，岂不简约而易行？”
离开汴州后，韩愈去了徐州，遇见了李翱。李翱比韩愈小四岁，向武宁节度使张建封推荐韩愈，说韩愈非常了不起，是数百年不一见的豪杰。当时韩愈只有三十二岁，履历上也看不出过人之处。
张建封接触了韩愈，觉得有些才气，但要说数百年不一见，就夸张了。不过，安排食宿还是没问题的。
张建封做梦也想不到韩愈会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宰相赵憬也想不到。在唐朝历史上，赵憬、张建封这种人，一抓一大把，而韩愈只有一个。别说唐朝，孔子以来的历史上，韩愈也只有一个。只是当时几乎没人能预见。除了李翱。韩愈和李翱，也是唐朝仅有的儒门里的思想家。
韩愈在徐州待了几个月，准备走，张建封留住了，给他安排了个节度推官，韩愈就成了张建封的幕僚。
到使院第一天，小吏拿来文书，是规章制度。其中写道，从九月起到明年二月底，每天必须晨入夜归，除了生病等特殊情形，不得请假。
韩愈觉得很别扭。但既然刚来，只好迁就一下。很快，他无法再迁就，九月的第一天，就给张建封写信：
“刚入职时我就注意到了这条规定。当时刚来，不敢提。古人说过，每个人都有能做的，不能做的。这一条，不是韩愈能做的。硬要压抑，非得精神病不可。那就不能向您效劳，无法报答您的恩情，自己也废了。因此，必须向您提出。您之所以选择我，绝不是因为我能晨入夜归，而是我有您用得上的地方。不必晨入夜归，用得上的地方仍然在。应该根据各人所长，量力取用，做不到也不勉强。这样，下属不会得罪上司，上司也不会被下属埋怨。”
不要说，为什么别人能忍，你就不能？人和人不一样。让过分敏感的人，去从事无聊的工作，面对纠葛的人事，实在非常痛苦。杜甫也做过类似工作，也很痛苦，屡次提出辞职。“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夜色好谁看”，就是杜甫在幕府中写的。那时候杜甫五十多岁，而此时的韩愈才三十出头。
韩愈说，如果逼他那样，肯定会得精神病。这恐怕不是夸张。我想，唐朝可能不少文人有精神问题，只是那时候没有心理科，不好诊断。如果像明朝的徐渭，不用诊断，大家就知道他有精神病：把铁钉锤进耳朵，拿铁锥扎肾囊，杀妻，自杀九次，这些很明显。而外在表现不明显的人，也可能有精神问题。
杜甫说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皇帝喊他都不搭理，说自己是酒中的神仙。这恐怕不单是对权贵的藐视，还是精神异常的症状。像“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也不是普通的脑回路。李白、张旭这些人，都是严重的酗酒者。如果拿今天的标准看，恐怕至少是精神亚健康。艺术家、诗人，尤其是过于感性的，罹患精神疾病的几率很高。只是时隔久远，我们能看见他们留下的成就，却不容易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精神上的压力与折磨。
韩愈的敏感，大概与李白不相上下。而韩愈的偏执，远远超过李白、张旭。韩愈年轻时又遭受了许多挫败，按说是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但从留下的诗文看，心理问题似乎并没有侵袭他。韩愈生平最艰难的时候，不是后来被贬时，而是二十多岁在长安时。他日后回忆说，就像受伤的人再去舔舐伤口，真不知道那时候是如何过来的。
可即便那时候，韩愈也没有出现心理问题。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谨饬而节制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不同于李白、张旭的地方。
韩愈是一流的文学家，但和许多一流的文学家不同，韩愈的理性要超过感性。也正因此，韩愈不是一流的诗人。这不是说韩愈感性不够，韩愈也是感情极充沛、极炽热的人，但理性盖过了他的感性。他在视听言动种种方面，都以礼约束自己。因此，他即便极有激情，也都能导归正道，不致泛滥成灾。
可以用韩愈给张建封的一封信来佐证。张建封喜欢打马球，韩愈劝他少打。“平常的马，老了才衰病。而球场上的马，多则三四年，少则一二年，就不行了。人和马这方面是很类似的，五脏间的筋脉很娇弱，站立坐下时，垂悬在胸臆间，如果整天驰骋颠簸，就太危险了。《春秋传》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
由此推断，韩愈必定不是酗酒的人，也绝不是放浪形骸的人，尽管那些人在文士中很多见，但韩愈不在此列。韩愈是文人中的异数，是极朴素、极节制、极理性的文人。他最穷困时的吃穿，和丰约百倍之后没有两样。他后来做四门博士时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种理念贯穿他的一生。谨饬节制的生活，对他形成了保护，以至在最挫败的时候，心理也能大体健康。性格倾向、生命遭遇，应该说和心理问题有很大关系，但也不是充分条件，价值观与生活习惯也非常重要。在我看来，韩愈没有出现心理问题，得益于他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韩愈敢在后来满朝恭迎佛骨时去痛谏，也是出于价值观。这种勇气和胆识是极罕见的。李白再怎么不畏权贵，顶多是在皇帝面前不拘礼节，而敢痛责皇帝的信仰，乃至普天下很多百姓的信仰，绝非李白之类能做到的。
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出于自我约束而过失的人，是很少的。孔子的教育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紧跟着“博文”，就是“约礼”。如果不约礼，只博文，很多人是扛不住的。就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佛家的“戒定慧”也类似。如果没有戒，就能得到定，必是邪定，多半会精神错乱。
因此，韩愈说不能忍受规定，“抑而行之，必发狂疾”，不是夸张。他很清楚自己能接受怎样的生活，不能接受怎样的生活，而不以大多数人为标准。
晨入夜归的制度，也确实压抑。韩愈说，愿意早上工作五六个小时，下午三四个小时，中午有些休息时间，这样“亦不废事”。算下来，这就超过八小时了。可见，规定本身有问题。
但没有人敢提出。就算在严武幕府的杜甫，虽然难以忍受，也只是提出辞职，没有质疑规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去忍；少数忍不了的，可能辞职；只有韩愈，提出规定有问题。那时候不像今天，换工作这么容易，一般人宁愿忍是可以理解的。韩愈也明白地告诉张建封：“当今王公大人中，只有执事您可以听到这番话，只有韩愈我能够对您提出这些。”
韩愈之所以如此，不是天性懒散，也不是炫人耳目，而是本于他的所学，他对世界、对道理的认知。只要合乎道，哪怕众人都缄默，他也要说，哪怕众人都回避，他也要做。他不以大多数人的标准为标准，只问该不该如此。
“孟子讲，许多诸侯国毫无过人之处，是因为在上位者总是任用听话的臣子，不肯任用足以教导他们的臣子。今天离孟子过了那么久，这一点还是没变，都喜欢用听到命令马上跑去办的人，不喜欢正直敢讲真话的人。闻命奔走的，是好利者；正道直行的，是好义者。没有好利而爱其君的，也没有好义而忘其君的……
“如果执事同意我的请求，天下必然会说，执事如此惜才，执事对待君子如此尽礼，执事有如此雅量不扭曲人的性情，执事如此成就他人名声，执事如此厚待朋友。也会说，韩愈如此不谄屈于富贵，韩愈如此贤德而令执事尽礼。那么，我就是死在执事门下也不后悔。如果让我每天跟着队伍小跑上班，话也不敢说，不符合我的所学。天下也会说，执事用韩愈，不过是可怜他，收养了他；韩愈事奉执事，也不以道，不过是自利。那样，即便我每天受千金赏赐，每年受九次拔擢，要说感恩，确实有，要说对天下讲执事是我的知己，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