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亦幻亦真辨《三书》
韩愈《与大颠师书》三封书信（下称《三书》）的真伪，自宋至今，历代专家学者意见不一。但大家都肯定的，《三书》后面所署“吏部侍郎潮州刺史”是错的，因当时韩愈在刑部侍郎任上被贬潮州，任吏部侍郎是韩愈离开潮州3年后的事。
《三书》的发现者是北宋袁陟。据《东雅堂韩集注》引杭本注：“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阳灵山禅院，宋庆历丁亥江西袁陟世弼得此书疑之，因之滁州谒欧阳永叔览之曰：‘实退之语。’”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江西吉安人）在史学上卓有成就，当时他正为编著《新五代史》和《新唐史》而搜罗典籍，广集史料。欧阳修《唐韩文公与颠师书》记有：
“右韩文公《与颠师书》，世所罕传，余以集录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盖久而后获。其以《易••系辞》为大传，谓‘著山林与著城郭无异’等语宜为退之之言。其后‘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则非也。”
大文豪苏轼《记欧阳论退之文》有：“世乃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鄙，虽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1130至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江西婺源进士，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曾对《三书》作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决为韩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的结论。朱熹怀疑“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陟）自书耳。”又怀疑（《三书》文字上）有脱误，以为僧徒所记不真，不成文理，但又直指韩文公崇信佛法。
大诗人陆游（字放翁）曾亲眼见过《三书》的刻石，断言“语甚鄙，不足信也。”
到了明代，《三书》真伪的讨论已持续600多年而仍无定论。《潮州府志·艺文》载有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潮州知府郭子章（字奎相，江西泰和进士）的文章《韩公〈与大颠书〉及〈昌黎别传〉辨》，郭氏从朱熹之说，信《三书》为真，并论及当时学者名流的看法：韩愈与大颠《三书》今刻《外集》中，益自宋欧阳修以来辨之屡（次）矣！┅┅
潮州府郡承（同知）车份（字允宜，渐江绍兴进士）提出：韩（愈）答孟简书说“自山召至州郭”，未尝言及以书（信）请之（邀请大颠），则（三）书疑后人假记。潮阳人林大春（字井丹，1523至1588年，曾任浙江提学副使，修《潮阳县志》，著《井丹诗文集》）认为：车（份）太（拘）泥，可以“造（到访）庐留衣”，为何惟独不可以亲手写信给他呢？
状元林大钦（1510-1544年，字敬夫，号东莆居士，曾任翰林院修撰，著《东莆先生集》，潮州后七贤之一）直指朱子（熹）之说可以折衷欧阳修、苏轼二大家之（结）论。黄文裕《通志》称：《外集》皆非公作，此（三）书正在《外集》。其意也太拘泥，（因唐）《顺宗实录》诸卷亦在《外集》，非韩文公所作又是何人呢？郭子章取《三书》循环读之，认为“三书出韩无疑。”
当代大学者饶宗颐教授《宋代潮州之韩学》一文犹有精辟论断：“《三书》及《别传》出于好事之妄作，对韩公与颠师实无所加损。”“潮本（《韩文公集》）久无传，陈振孙曾见之。若《与大颠三书》，《直斋书录解题》云：‘潮本《韩集》，不见有此书，（假）使灵山旧有此（石）刻，集时何不编入？可见此书妄也’。”
据韩愈《袁州谢表》：“其年（唐元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袁州刺史”，而韩愈与大颠留衣服为别，正是当年十月间的事，若此“三书”刻石在元和十四年，必定出自大颠之手。但大颠风格高峻，纵有贻书，何劳泐石？
据南唐保大（年）间泉州《祖堂集》所记：“侍郎令使往彼，三请皆不赴。”可以见之。疑三书之依据，即由三请而生。直斋所见潮本无此三书，彼疑灵山旧无此（石）刻。然放翁明云“得此书石刻”，当为宋人所为。
东雅堂本廖莹中注引《考异》谓《外集》中《与大颠书》“诸本皆无之，唯嘉小杭本有之。”是杭本所注称“元和十四年刻石”，明为谬妄。